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韩愈作《示儿》诗,元和十一年，作《符读书城南》。后世对退之示儿诗争议颇多。如苏东坡称“退之示儿云云,所示皆利禄事也”。邓肃：“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爱子之情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后世反驳的说法也很多，如朱彝尊说《示儿》“率意自述，语语皆实，亦淋漓可喜，只是偶然作耳”。黄震称《符读书城南》“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一韩愈有一首《南内朝贺归呈同官》，作于任国子祭酒时，也有人认为是在任京兆时作。诗中也有同《示儿》一样的自述自己地位荣耀的内容，“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齐。岂惟一身荣,佩玉冠簪犀。“晃荡天门高,著籍朝厥妻”，似在庆幸自己的处境，但全诗实是自责自贬的反思，“责贬处又是忧谗畏讥,要皆不得志之词”。韩愈几次因直言被贬，故不能不常畏人祸，居高位时亦然。然而细考韩愈前此几年同样自述“利禄”的《示儿》诗的创作背景，联系诗人的生平经历，又可知韩愈不仅畏人祸，也畏天命，而其畏天命又源于对亲情的眷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