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第二天一早，很多人都来听琴，其中不乏文人骚客，各界名流。
陈子昂抱琴出场，对观者抱拳一揖道：“感谢各位捧场，但我陈子昂弹琴是假，摔琴是真！”话音刚落，陈子昂将琴高高举起当众“啪”地往地上一摔，立刻弦断琴碎，把众人惊得个个目瞪口呆！陈子昂朗声笑道：“我陈子昂自幼刻苦读书，经史子集烂熟在心，诗词歌赋，长文短句，件件做得用心，但我却处处遭人冷遇。今日借摔琴之由让众位读一读我的诗文，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陈子昂说罢，从箱子里取出大叠诗词文稿，分发给在场的人。在场的一些名流看了陈子昂的诗文后，个个感叹不已，这—首首诗、一篇篇文章果然字字珠矶，精美绝伦！
于是，陈子昂的名字和他的锦绣诗文便在京城传开了！从此，陈子昂的住所每日来访者络绎不绝，后来，陈子昂的诗名传到了朝廷那里，使这位才华出众的诗人终于得到了重用。
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赅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适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不久应试得中进士，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干 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旋迁右拾遗。
青年时期，他任侠使气，政治热情很高，“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十七、八岁开始折节读书，二十一岁入京，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二十四岁中进士，为武则天所赏识，任麟台正字，后升为右拾遗。而后随武攸宜东征契丹，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分裂的战争，多次进谏，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其时，他写下许多诗篇，反映边地人民的痛苦，抒发报国壮志无法实现的悲愤。东征之后，辞官回乡，后被人陷害，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二岁。今存《陈伯玉集》。
陈子昂生活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其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上承贞观、永征，下启开元、天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由一个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统治，她的梦想是当一个女皇帝，这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重重阻碍。她一掌权，就开始打击关陇贵族，扶持庶族地主势力，为他们打开了入朝做官的大门。而且，她还不拘一格，广开才路，大刀阔斧地破格提拔人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给地位低微的陈子昂提供了一个机遇，使他有机会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所以，陈子昂对武则天是忠心耿耿，坚决拥护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时期是在文学上酝酿着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唐朝以前的文学多追求形式和技巧，脱离现实，内容贫乏，文风浮糜。而唐初，由于六朝诗风相沿已久，积习已深，再加初唐百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统治阶级日趋荒淫享乐，他们需要一批御用文人来替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样，助长了浮糜文风的发展。这期间，虽有魏征、初唐四杰（王勃、庐照邻、杨炯、骆宾王）等有识之士指出弊病，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作过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是不够彻底的。时代呼唤彻底的改革者，陈子昂异军突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
有《陈子昂集》，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中、《新唐书》卷一○七有传。
陈子昂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今天射洪县城古城墙名为“子昂城”，街道有“伯玉路”等名称实为纪念陈子昂。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二)
父亲的去世，给陈子昂以莫大的打击，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陈子昂老家所在的射洪县县令段简是个贪得无厌的小人，他听说陈家钱财富足，就心生歹意，图谋勒索。陈子昂家人给县令送去了20万缗，尚不能满足段简的胃口，没有满足的段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陈子昂打入了南监。
据说，陈子昂在狱中曾经自己给自己卜过一卦，卦相大凶，陈子昂惊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不久，他果然死在狱中，时年42岁。
这是《唐书》上的记载，但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一直到死，陈子昂都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不知当地县令的“勇气”何来，居然敢敲诈“国家工作人员”，以至于让陈子昂冤死狱中，这一直是一个谜。后来，有人说是因为陈子昂在朝做官时曾开罪于武三思，所以武三思才指示当地的县令如此折磨陈子昂。这似乎也不太好理解，因为武三思如果想收拾陈子昂，根本用不着搞得这么复杂。
不论怎样，陈子昂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盖棺论定，新、旧《唐书》给予他的一致评价是“褊躁无威仪”。所谓“褊”，意即狭小、狭隘；所谓“躁”，意即性急。“褊躁”用在陈子昂身上，也许比较合适。
陈子昂的一生其实就是褊躁的一生，从自我炒作，到大拍武则天马屁，其实都是陈子昂褊躁的表现。但是，陈子昂却有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情，此事载于《唐书》之中。
某日，武则天治下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被杀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外出公干途中被人杀死于一家驿站。凶手是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当时徐的身份是该驿站里的一名服务人员。刁民杀高官，这显然具有十足的爆炸性，整个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
为什么这个小服务员要杀害朝廷要员呢？标准答案是徐元庆为父报仇。原来，赵师韫曾任下邽县尉，我们知道，县尉在古代是县令的属官，专司当地的治安工作。徐元庆的父亲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员。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可以接近赵师韫的唯一方法。终于有一天，赵师韫为公事出差来到了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抓住机会，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赵师韫，报了杀父之仇。
徐元庆到底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予以表彰，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占上风的观点是，徐元庆应该受到表彰，至少应该予以无罪释放，因为徐元庆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因此，尽管徐元庆杀了人，但他杀人的动机高尚，出发点良好，在讲究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朝廷应该赦免徐元庆的罪行。
就在此事将要以这样的结果落下帷幕之时，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了一篇《复仇议》，他在文章中说：“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陈子昂的意思很清楚，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将杀父的仇恨记在心间，誓与仇人不共戴天，其孝心感天动地，足以令日月变色。因此，陈子昂建议在对徐元庆处以极刑之后还应为他举行盛大的表彰会，以颂扬他的一片孝心。陈子昂的建议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了结了。
事情得以如此圆满地解决，陈子昂难免得意扬扬，他顺理成章地要求：有必要将我的《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陈子昂的要求最后也得到了满足。然而，几十年后，陈子昂的《复仇议》就被柳宗元给抓住了把柄。柳宗元认为陈子昂逻辑混乱，大脑不清。柳宗元开宗明义地说：毫不怀疑，陈子昂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为什么？柳宗元条分缕析地说：徐元庆一案的要点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真的有罪，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那么被县尉正法就是罪有应得，父亲有罪被诛而徐元庆却执意为父报仇，谋杀朝廷命官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杀之是题中应有之义；反之，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死于无罪，赵师韫就涉嫌草菅人命，这样的恶官被徐元庆杀掉也就毫不足惜，徐元庆的行为在客观上也就是为国除害，徐元庆不但不应被杀，而且还应予以表彰；徐元庆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二者只能居其一，一个人决不可能像陈子昂所分析的那样既有罪又无罪。柳宗元因而断定，陈子昂的分析看似滴水不漏，实则精神分裂，其本质是核心价值观念的多元论，陈子昂的建议最终也只能扰乱人心，让人无所依从。就这样，陈子昂唯一的一次辉煌记录被柳宗元给解构了，柳宗元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并被作为定论收入在了唐朝的法律文献内。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
“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他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里，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也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这几首诗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说：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 他在《蓟丘览古》中，曾经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俯仰今古，瞻望未来，他更深刻地体验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扼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也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想和激情，使他唱出了这首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苦闷无法解决，使这首诗的情调显得相当孤独。但是，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卢藏用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象《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象“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总的来说，他的诗风格并不完全统一。
当然，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对七言诗这种新形式也不重视，集中竟没有一首七言诗(注：只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有《杨柳枝》七绝一首，真伪难定。)。《感遇诗》中甚至还有一些作品受玄言诗影响，读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他的全部诗作绝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