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仕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在永州
由于唐顺宗下台、唐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区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亲、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母亲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9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照》、《六道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衣冠墓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一年，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栖凤原（今陕西西安）。《柳州县志》记载：“宗元原厝于古州治，其榇虽扶归，而封土尚存。”这封土就是现在的柳宗元衣冠墓。原毛石砌墓是清代重建的，墓碑题“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之墓”，有对联“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时墓被毁平。1974年修复，郭沫若题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如右图所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侯祠内）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福民驱鬼
柳州的柳侯祠，《龙城石刻》（“剑铭碑”）的复制品，是一块长一尺多、高六寸的残缺石碣，上面刻有“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相传这块《龙城石刻》从土里挖出来时，旁边还有一把短剑，所以又称“剑铭碑”。
这是柳宗元逝世前两年，在一次向其部下魏忠、谢宁、欧阳翼等人交代后事时，写下的一篇铭文。当他挥毫时，在场的围观者都认为笔法苍劲、雄健，内容也是表达他爱护百姓，诅咒邪恶势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大家提出为了使它传之后世，不如镌刻在石块上，经柳宗元同意，叫来石匠，将这篇铭文镌刻成碑，连同他佩戴的一把短剑一起埋入土中。历经千年人世沦桑后，被一位百姓无意挖掘到，可惜不久即失落，只留下拓片。
由于这是一件被认为埋入土中可以镇宅，携带身上可以护身的神物，所以清代南方赴京应考的士子和长年经商在外的商贾，多有随身收藏《龙城石刻》拓片往来于旅途，以求逢凶化吉的。
荔子碑
“荔子碑”是过去每年祭祀柳宗元时用的祭歌，摘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的《享神体》，此碑是公元1217年（宋代嘉定10年）刻的，因开头有“荔子”二字，所以叫做“荔子碑”。由于碑文是韩愈写的绝好文章，又是宋代名书法家苏东坡写的绝好行书，歌颂的是柳宗元绝好故事；因而叫做“韩诗苏字柳事碑”，又被人们美誉为“三绝碑”。
此碑现巍然耸立于柳侯祠堂内，我们可以看到碑身为断裂合拼而成。柳州流传着一个故事，明嘉清年间，在战乱中，“荔子碑”被毁坏。后来在筑柳州外城时，有军士捡得半截“荔子碑”，拿来砌城墙，但是每次砌进墙内，城墙就崩塌，后来才发现是“荔子碑”的一部分，在场的人终于醒悟过来，知道拿来砌墙是对柳侯的不敬，受到崩塌的惩罚。只好把断碑抬回柳侯祠，与残留原处的“荔子碑”拼合在一起，使这一珍贵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四大好事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
首先是释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他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此外，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
水井：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可以使用的水井，千户人家，万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如果天旱水浅，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到了雨季，路险泥滑，汲水更加危险，稍有不慎，脚下一滑，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轻者跌断手足，重者还会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体察民情，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他命令部下蒋晏，率领数十名军士，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一直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来。这时，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
柳宗元凿井之前，也曾有人试挖，但都崩塌，说是伤了“龙脉”，破坏“风水”，因此，都不敢继续开凿。柳宗元不信“讹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凿井获得成功，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却是令人怀念，不能遗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芜。
古诗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至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柳宗元的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⑴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元素，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⑵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⑶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规律，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
柳宗元的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家族
柳中庸，生卒年不详，名淡，以字行，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唐代诗人。与中唐时期著名文人柳宗元为同族，与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为诗友，著名学者萧颖士爱其才，把女儿嫁给他。曾被任命为洪州户曹掾，但他未接受。
柳宗玄，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堂弟。他曾在《小石潭记》中被提到“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他本人其他详细资料不详。
妻儿
柳宗元，先娶弘家杨氏妻，唐贞元15年（799）宗元27岁时亡故。他在永州时，写有《下殇墓博记》，说明他这时有女和娘，夭死。宗元在柳州死后，其友刘禹锡《祭柳员外文》中说：“誓使周六，同于己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是柳宗元有子二人。惟周六、周七以后归于何处？所作何事？无记。
柳宗元留有二子二女，长子周六，次子周七，二女无名。
“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
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
柳宗元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转折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励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励，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到：“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遗；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形游无际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他在“无姓和尚”的碑铭中说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阴”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被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礼”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黄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
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误作法有清楚的叙述：“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阴》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笙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
北宋时有位“儒释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作的碑铭(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三十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学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
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咏·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巽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贞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难言说，悟悦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颂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澹然难言说”的“悟悦”心态，确实有趣。
他似乎没有留下谈论自己修炼层次和感受的专题诗文，但从他的《巽公院五咏》这几首题咏诗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修炼层次的体现：“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净土堂》)结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诗中所谈现象，这里的“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应为天目初开时的表现，能看到图像了，但还不能自由选择观看的对象；“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曲讲堂》)此处“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静不扰、耳无所闻，已达“忘言”而“思维”还勉强能感觉得到的高境界；“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此处“团团抱虚白”即“虚室生白”，而“忘机”与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证。“心镜本同如，鸟飞无遗迹”则是外尘不染、心静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炼法门中已经是相当高的层次才能体验到的了。
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即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永州
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97号。2006年，柳宗元纪念馆再次被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活动基地”荣誉称号，这是柳宗元纪念馆自2004年、2005年连续被授予“湖南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荣誉称号后又一个省级殊荣。
柳州
坐落在广西柳州市柳侯公园内，主要由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墓、柑香亭组成。柳侯祠原名罗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于公元822年始建，距今已有1182年的历史。1995年12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命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馆内景观
柳宗元纪念馆来到柳侯祠正门，映入眼帘的是这静穆的仪门。门额上“柳侯祠”三个字沉稳劲朴、俊逸豪放，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郭沫若所题。门柱上这副“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的金字对联是根据唐代文豪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一文集炼而成，语精墨妙，意境悠远，表达了柳州人对柳宗元的思念之情。由于柳宗元在柳州的德政之举，被后人尊称为“柳柳州”，人们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畔兴建了罗池庙，在当年停放柳宗元灵柩的地方建起了衣冠墓。
为了将柳宗元的事迹记载下来，流传下去，柳州人士请柳宗元的生前好友、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下《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碑文的前半部分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后半部分附了一首题为《迎享送神诗》的诗。后来，宋代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苏轼将《迎享送神诗》书写下来，由柳州人士于宋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刻石立碑于罗庙内。因为这块碑的内容集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文、柳宗元事、苏轼书于一体，所以，后人称此碑为“三绝碑”。
新中国成立后，柳州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柳侯祠的保护工作，经常拨专款进行保护和维修。
柳侯祠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到此参观游览。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人到柳侯祠及柳侯墓祭拜柳宗元。“生有高名，没为众悲”，柳宗元虽然辞世已有千载，但世世代代的柳州人都不会忘记柳宗元为柳州所做的贡献。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