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
厉鹗的诗词全集求知上进
生活虽然艰苦,但厉鹗的求知欲却很强。他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后来他又广泛涉猎,“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之于诗”。弱冠时,他从杭可庵游,可庵之子世骏小他4岁。他称可庵为先生,与世骏结为密友。他性格孤僻,不谙世事,但酷爱出游。每“遇一胜境,则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诸目,目之所睹,必识诸心”。江浙山水,激发了他的豪迈诗情;迷人风光,丰富了他的美妙想象。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位贫寒之子,迅速成长为一位诗人。
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现实似乎有所不满,而又无能为力。他觉得“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因此仿古人诗体,借游仙之咏来抒发自己的游思和感慨。康熙四十九年(1712年),厉鹗写了《游仙百咏》,不久又写了《续游仙百咏》。这两篇游仙咏清新飘逸,然而,诗人仍觉得言犹未尽。五十二年(1713年),他写了《再续游仙百咏》,“借文翰为遨游,真可谓尽名士之才情,极仙人之本色”,受到了朋友的赞叹。他自己也沾沾自喜道:“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
教授学生
五十三年(1714年),厉鹗受聘来到了汪舍亭家,在听雨楼教授汪家的两个孩子:汪浦、汪沆。在这里,他受到了礼遇,饮食居住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汪家对孩子要求严格,厉鹗也极尽教师之责,认真授业。从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1718年),他一直在汪家任师。在他的教授下,汪浦、汪沆学业大有长进。尤其是汪沆,后来也成为一位名士,并始终感激自己的恩师。
考中当官
五十九年(1720年),厉鹗参加乡试,考官是内阁学士李绂。在试闱中,李绂见到他的试卷,读了他写的谢表,感叹道:“此必诗人也!”立即录取。中举之后,厉鹗登舟北上,准备参加京城会试。此时,他年不到30,又是第一次入都,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沿途他诗兴时发,写下了10多首诗。然而他沿途观光的兴趣似乎比会试中式的希望更浓。在《广陵寓楼雪中感怀》一诗中,他写道:“沉湎居翥主,浩荡游子意。平生淡泊怀,荣利非所嗜。哂笑讵云乐,明发难自弃。兹来扪空囊,翻为故交累。因思在家贫,忀徉尚高致。束书细遮眠,疏花香破鼻。纸阁无多宽,回隔飞尘至。因之问故园,南湖烦寄字。”
在京城,厉鹗的诗受到了侍郎汤右曾的赏识。厉鹗春闱报罢,右曾殷勤办酒,收拾卧榻,派人致意要将厉鹗请到家中。厉鹗得信后却不辞而别。次日,右曾迎请时,他早已远去。“说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贤樊榭之不因人熟”。在归途中,厉鹗写诗叹道:“一昔都亭路,归装只似初。耻为主父谒,休上退之书。柳拂差池燕,河惊拨刺鱼。不须悲楚玉,息影忆吾庐。”
结交文人
回到家乡后,厉鹗更加热衷于出游吟诗。随着诗名的传播,他与更多的文人结成了朋友,与周京、金志章、符曾、金农十分亲密,常常在一起作文字之会,赋诗为乐。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家中藏书极富。文人名士纷纷来游,厉鹗也年年相访,成为马家的常客。在马氏小玲珑山馆里,他肆意探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与马氏兄弟、杭世骏等浙江诗人结为邗江吟社,唱和切劘,“觞咏无虚日”。雍正年间,全祖望路过杭州,与厉鹗、杭世骏等结交,也成为诗社之友。他们一起讨论经史,考证掌故,写诗唱和。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厉鹗在出游吟咏之余,撰写了《南宋院画录》8卷、《秋林琴雅》4卷、《东城杂记》2卷、《湖船录》1卷,并同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赵信一起,共同撰写了《南宋杂事诗》7卷。
雍正九年(1731年),浙江总督李卫奉敕修《浙江通志》。厉鹗、杭世骏等28人受聘担任分修。在厉鹗、杭世骏等各位分修的努力下,《浙江通志》“越二年始削稿,又一年剞劂蒇事”。
再次落第
乾隆元年(1736年),浙江总督程元章举荐博学鸿词18人,厉鹗、杭世骏都列名其中。但是,厉鹗无意应试。全祖望特地从京师写信相劝,希望他“与堇浦诸君勉之”。 在朋友的劝告下,厉鹗再次赴京。在这科征士中,厉鹗的诗学是出类拔萃的。正如杭世骏所言:“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可惜在考试中,厉鹗误将论写在诗前,再次落第。朋友们都为此叹息,他却淡淡地说道:“吾本无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亲,薄愿毕矣。”
贫寒离世
厉鹗归乡后,因治生无术,贫病交加。乾隆二年(1737年)夏,他咳嗽气喘,历秋渐痊。五年(1740年),他移居东城,又患足疾。旧时的文人尽管生活艰难,却还有姬妾。六年(1741年),爱姬朱满娘病,厉鹗典质以偿药费,终因治疗无效,迁延至七年(1742年)正月去世。以后,厉鹗身体更加孱弱,不断地受着肺病、齿痛等疾的折磨。在此期间,他的生活靠朋友们馈赠、补助,勉强维持。因年老无子,马曰琯又资助他再次纳妾刘姬。但是,刘姬不安于贫困,不久便离他而去。
晚年的厉鹗尽管贫病多磨,著书立说却达到高潮。他有感于《辽史》的简略,采摭300多种书籍,写出《辽史拾遗》24卷。这部书有注有补,以旧史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都分析考证,加以按语。他常自比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他还利用在小玲珑山馆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诗话、说部、山经、海志等书,撰写了《宋诗纪事》100卷。
丰富的著述并不能使诗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得已,他决定另谋出路。十三年(1748年),他忽生宦情,决定以举人候选县令,应铨入都。朋友们认为他不宜担任此职,加以劝阻。他只得说出自己的苦衷,是为了求得俸禄以侍养老母。当他北上来到天津时,老友查为仁将他留住水西庄。在这里,他意外地看到了查为仁为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所作的笺注。他与为仁有同好,也曾收集过有关《绝妙好词》的材料。为仁所作,使他分外高兴。对学术的热爱战胜了对仕宦的追求,他放弃入都的打算,和为仁同撰《绝妙好词笺》。几个月后,著作完成,他返棹南归。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南巡,厉鹗与吴城共撰《迎銮新曲》进呈。吴城所作为《群仙祝寿》,厉鹗所作为《百灵效瑞》。十七年(1752年)秋天,厉鹗病重。九月十日,他对汪沆说道:“予平生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索序。诗词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箧,子知我者也,他日曷为我序而存之。”第二天,厉鹗辞世。
厉鹗的死使朋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哀叹:“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马曰璐也哭道:“大雅今谁续,哀鸿亦叫群。情深携庾信,义重哭刘蕡。望远无来辙,呼天有断云。那堪闻笛后,又作死生分。”
厉鹗的一生正如他在《六十生日答吴苇村见贻之作》一诗中所概括的,“我生少孤露,力学恨不早。孱躯复多病,肤理久枯槁。干进懒无术,退耕苦难饱。帐下第温岐,归敝庐孟浩。风尖耻作吏,山水事幽讨。结托贤友生,耽吟忘潦倒。”他的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于王士禛、朱彝尊之外,“独辟蹊径”,与金农的书画齐名,人称“髯金瘦厉”。他不修威仪,常曳步缓行,仰天摇首,即使在大路上,也常有吟咏之意。因此,又被人笑称为“诗魔”。 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诸书外,还有《樊榭山房集》。
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榭山房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凡有疑误而无法从版本上校正之处,则参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共39卷,其中樊榭山房集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是研究厉鹗的重要资料。
在此,我们以上海版的《樊榭山房集》为依据,对厉鹗的诗词创作试作分析。
厉鹗在词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在词派问题上,他推崇姜夔、张炎等人为首的宋词南宗,贬低辛弃疾等人的北宗。厉鹗以“清”与“雅”作为词好坏的标准。他主张在艺术特点上,词应该是幽隽清绮,婉约淡冷;作品蕴意上,词要适度表达作者纯正的情感,寄以不含俗态的清高志性。他与查为仁合编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彝尊《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厉鹗也长于写诗,特别是五言诗。他与杭世骏齐名,《清代学者象传》中称其:“为诗精深峭洁,截断众流,于新城(王士?)、秀水(朱彝尊)外自树一帜。”?厉鹗读书搜奇嗜博,钩深摘异,尤熟于宋元以后的掌故。著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东城杂记》、《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等书。其中《南宋杂事诗》一书,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为考史事者所重。
抒发思古幽情
厉鹗不仅热爱自然,向往野逸,而且喜欢观赏古物,既爱那历尽沧桑、古朴斑驳的文物之美,也爱由此引发的思古幽情和远离现实的超脱之感。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怀古咏物之作。
《樊榭山房集》卷1第一首诗就是《金寿门见示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诗中写道:“嗜古金夫子,贪若笼百货。墨本烂古色,不受寒具涴。便续金石录,明诚不是过。钟铭最后得,斑驳岂敢唾。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抚迹思景云,往事去无那。初翦桑条韦,柘袍受朝贺。范钟崇玉清,构炭飞廉佐。九乳器未亡,雄词厌寒饿。装比李仙丹,征句迭唱和。无虚奚足称,懋绩于此堕。吾思景钟铭,天笔滥传播。”
据史书记载,西安府学宫,唐宋之碑林立,俗称碑洞。长安县有景龙钟铭,为唐睿宗于景云二年(711年)所书。因离洞较远,而拓者必塞其内空,缘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传于世。厉鹗看到好友金农所藏的钟铭拓本后,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诗,既讲了金农的嗜古之好,收藏之妙,又描述铭文“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并感叹道:“抚迹思景云,往事去无那。”
《樊榭山房集》卷1中,还有一首《过宋通问副使朱公少章墓》:“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青衣已见君王辱,白发何期使节旋。老泪冰天他日恨,遗闻曲洧至今传。一抔筑并花宫地,夕呗晨钟更惘然。”
这是一首描写朱弁墓的诗。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宋朝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四月初一日,金兵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连同后妃、宗室、朝官等三千多人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货、文物、图册也被金兵洗劫一空,北宋王朝覆灭。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上帝位,开始了对剩下的半壁江山的统治。历史上称之为南宋。此后,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杭州。南宋政权建立之后,遣使问安宋徽宗、宋钦宗。朱弁出任通问副使,被金人扣留十余年。归后不久,即死于杭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年轻的厉鹗过朱弁墓,目睹残碑,遥想当年,心潮难平,写下了这首诗。
据《宋史》朱弁传记载,绍兴二年(1133年),金人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决策去留,弁曰:“我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觊幸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绍兴十三年(1144年),和议成,弁得以归。厉鹗诗中的“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靖康之变时,宋徽宗、宋钦宗被迫以青袍易帝服,以常妇之服易二后之服。因此,厉鹗在诗中感叹道:“青衣已见君王辱。”
绍兴五年(1136年),宋徽宗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朱弁悲痛地写了一篇哀辞。
辞中曰:“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另外,朱弁还撰有《曲洧旧闻》一卷。拜谒朱弁墓,想起朱弁的诗文,厉鹗深情地吟道:“老泪冰天他日恨,遗闻曲洧至今传。”
宋人故居也受到了厉鹗的关注,并引发出这样的诗篇:《宝莲山是韩平原故宅》,“雾阁云窗付渺茫,平原事往径全荒。居人不识太师竹,风叶几枝摇夕阳。”]宝莲山,在吴山之北。韩平原,即南宋大臣韩侂胄。他是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字节夫,宋宁宗时执政13年,以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后加封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嘉泰(1201—1204)中,他见金王朝已衰,力主乘机收复中原,请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后又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申王,改谥“谬丑”,以打击投降派。开禧二年(1206年),请宁宗下诏出兵攻金。宋军初战获胜,旋以部署失宜而败。投降派乘机活动。次年被南宋政府杀害,后函首送至金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厉鹗游览宝莲山,想起这里曾是韩侂胄的故宅,如今面目全非,荒草掩径。感慨地吟道:“平原事往径全荒。” 韩侂胄善水墨竹石,所画大叶琅轩,自称“太师竹”。五百余年过去了,往事如烟,谁还记得“太师竹”?只有那青青翠竹,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摇曳,向诗人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明朝人留下的物品,也引发过厉鹗的创作激情,《赵忠毅公铁如意歌》就是这类作品。赵忠毅公即赵南星。他是高邑人,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万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为东林党重要人物。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专权,政治腐败。赵南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与之对抗,与邹元标、顾宪成号为三君。后谪戍代州,病死。追谥忠毅。他有一柄铁如意,上有八卦、河洛、云雷、星斗、五岳诸图象,和银镂铭文。铭云:“其钩无鐖,廉而不刿。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唯君子之器也。赵南星。”
厉鹗在诗中,首先对铁如意作了这样的描述:“铁花锈涩尺有咫,一朵冷云吹不起。四周银锓篆画严,古器曾经近君子。”
接着,他对赵南星的生平事迹作了高度评价:“高邑赵公卓荦才,东林党籍标渠魁。要扶众正黜群小,不悟晚乃为身灾。高皇辛苦营九有,轻掷乾坤崔魏手。椓人假子满朝廷,岂独见泉竟无后?廷推祸伏三案根,遥遣荷戈出雁门。匹如祥麟在苑囿,猰貐梼杌驱之奔。击壶歌罢提携舞,北阙关心泪如雨。恨不亲将逆竖头,碎如王氏珊瑚树。力疏四害论四凶,愿铸禹鼎代天功。人间万事不如意,佳名真与奇觚同。”
最后,面对着赵南星的铁如意,厉鹗激昂地吟道:“铁兮何清寒!乃是公之忠义肝;铁兮何突兀!乃是公之戍死骨。我购得此常卖家,传观四座寂不哗。若采铭文备史事,流传亿代可以箴官邪。”
厉鹗还喜欢题咏古画,例如他曾写过一首《意林所藏宋徽宗鸜鹆图同确士作》。据史书记载,宋徽宗万机之暇,惟好书画,具天纵之妙,有晋、唐风韵。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尤注意花鸟,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几欲活动。书后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玺志,或用瓢印虫鱼篆文。其作品有许多散落民间,《鸜鹆图》就是其中之一。厉鹗在诗中对这幅图作了生动的描述:“繁华如梦宣和事,仍在神宵自游戏。谁传真迹落人间?鸜之鹆之妙无比。松枝淅淅墨针攒,一踏枝鸣二堕地。足钩咮啄定争斗,不然那得风毛坠?中间似欲助老拳,欲飞未飞张张翅。晶荧点漆活眼睛,却含万里龙沙泪。”联想到宋徽宗、宋钦宗后来成为金人的俘虏,宋廷曾遣通问使问安两宫的史事,厉鹗又感慨地吟道:“祗应回首愧此图,难谕两宫通间使。”
厉鹗也曾题咏古钱,写道:“吴中有书贾来广陵,出古钱三百余见示刀布正伪,诸品皆备。汪君祓江拓其文凡四以遗予。一曰千秋万岁,面有龙凤形。一曰长生保命,面有北斗及男女对立状。一曰斩妖伏邪,面有立神一,蹲虎一,符篆一。一曰龟鹤齐寿,面无文,盖古厌胜钱也。暇日装潢成册,为诗题后。”他还写道:“汪为山亦赠予厌胜钱拓本,文曰金玉满堂篆书,面有双龙绕之上,有柄作片云形,大径二寸,续装于册,更为赋诗。”
他还写有《汉铜雁足灯歌为半槎赋》、《汉铜龙虎鹿卢灯歌为敬身作》等咏物诗,轻快地吟道:“今年曾咏雁足灯,新诗传唱满广陵。归来江上访高士,又见一灯奇可称。……灯传无尽诗无尽,试与佳儿诵此篇。”
这类题咏古画、古钱、古物、古金石拓本的诗,在《樊榭山房集》中还有很多。“皆穷探原委,曲折尽致,后来谈艺家争相效之。”
吐露心中抑郁
厉鹗出身寒门,早年丧父,家境清贫。生活的压力使他郁郁寡欢。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年仅19岁的厉鹗写下了《游仙百咏》,吐露心中的抑郁。在该诗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游仙诗》,自晋郭景纯倡之,逮唐曹尧宾、明马鹤松连篇累牍,奇艳可诵。予闲居寡欢,偶尔缀韵,辄成百章,大要游思呓语,杂以感慨,玉茗先生所谓“事之所无,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且灵均作《骚》,尚托于云中君、湘夫人,其亦庶几不悖作者之意乎?有好事者出而读之,词虽不工,聊当龟兹一觉云尔。康熙庚寅六月,樊榭山人自题。”序中的“闲居寡欢”,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游思呓语,杂以感慨”,就是《游仙咏》的主题。
《游仙百咏》雕版问世后,厉鹗又写了《续游仙百咏》。前后游仙咏共二百首,厉鹗仍然觉得言犹未尽。于是,又写下了《再续游仙百咏》,序云:“曩作前、后游仙凡二百首,前游仙已雕板,不揣荒鄙,颇有嗜痂。后游仙藏箧中,未举示人。暇日展玩,自愧凡俗,于仙境犹有未尽,因刻意冥搜,誓脱故常,复成百咏。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世有知我者,其将以予为‘厉游仙’乎?”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厉鹗将游仙三百首结集在一起,在《自序》中他这样写道:“至于弘农之始倡,实为屈子之余波,事虽寄于游仙,情则等于感遇,后有作者,咸步趋焉。……仆无凌云之才,有餐霞之癖。懒如中散,论或托于养生;贫似稚川,书未传夫抱朴。山居长啸,偶有遐心;萝户高吟,遂多逸兴。身非脉望,何曾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学仙项曼,诡言渴饮流霞;好道长源,诈说馈来玉液。但以俗缘羁绁,尘网撄缠,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于是效颦郭璞,学步曹唐,前后所为,数凡三百。瑶台梦破,唤起飞琼;洛浦舟回,拾残翠羽。曾无当于风、雅,亦见摈于庄、骚,持赠何堪,自娱而已。时当朱明届节,白日舒长。何方避暑,玄冰飞雪之丸;无计迎凉,鹄羽龙皮之扇。襞笺雪案,岂窥大酉之书?涤笔冰瓯,聊当龟兹之枕。康熙癸巳季夏八日,钱唐厉鹗题于寄圃之半舫斋。”
序中的“事虽寄于游仙,情则等于感遇”,“与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问青天而搔首”,清楚地表明,这组诗是有感而发的,借仙境神话,影射现实。
厉鹗一生贫病多磨,《樊榭山房集》中对此有充分的反映。他是一个爱书读书之人,乾隆元年(1736年),因贫穷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藏书。在《鬻书和沈峙公》一诗中,他伤心地写道:“收处心常损,拈来泪欲垂。谁怜非长物,竟遣易晨炊。宿读人难得,长贫我自知。祗愁肉食者,还有鬼名嗤。”
第二年夏秋之交,厉鹗卧疾南湖草堂。病中,他写下了沉重的诗句:“经旬外户不轻窥,当暑怀冰病亦奇。雨久玭衣生壁早,夜凉萤火入帘迟。毁茶恐被高人笑(时以肺寒禁茗饮),称药宁烦妙友为?洒洒心清无睡处,几回落月有余思。”
乾隆四年(1739年),厉鹗又被住房问题所困扰。在诗集中他写道:“予赁居南湖上八年矣,其主将鬻他氏,复谋栖止。瑞石山下,有屋数楹,东扶导予相度,颇爱其有林壑之趣,以价贵未遂也。”第二年初夏,他移居东城。在《移居四首》中,他感慨地吟道:“南湖结隐八年余,又向东城赋卜居。颇爱平桥通小市,也多乔木映清渠。杜陵突兀见此屋,韩子辛勤始有庐。笑我天慵俱未遂,不妨随地狎耕渔。”
乾隆六年(1741年)夏日,他再次病倒。诚夫给他送来杏酪,他作诗谢道:“鹅王乳色白胜酥,仙杏为浆雅称无。寒食和饧传故事,鼎娥候火费工夫。口香三日惊犹在,肺气兼旬觉顿苏。珍重携来情不浅,食经端为起诗癯。”
岁暮,他的爱姬朱氏病危。为给朱姬治病,他不得不典卖衣物。《典衣》一诗,反映了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苦闷心情。“青镜流年始觉衰,今年避债更无台。可知子敬家中物,新付长生库里来。半为闺人偿药券,不愁老子乏诗材。敝裘无恙还留在,好待春温腊底回。”
乾隆七年(1742年)正月,朱姬病逝。厉鹗伤心欲绝,写下了《悼亡诗》十二首:
“无端风信到梅边,谁道蛾眉不复全。双桨来时人似玉,一奁空去月如烟。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阑重倚遍,那堪肠断数华年。”
“门外鸥波色染蓝,旧家曾记住城南。客游落托思寻藕,生小缠绵学养蚕。失母可怜心耿耿,背人初见发参参。而今好事成弹指,犹胜莲花插戴簪。”
“怅怅无言卧小窗,又经春雪扑寒釭。定情顾兔秋三五,破梦天鸡泪一双。重问杨枝非昔伴,漫歌桃叶不成腔。妄缘了却俱如幻,居士前身合姓庞。”
“东风重哭秀英君,寂寞空房响不闻。梵夹呼名翻满字,新诗和恨写回文。虚将后夜笼鸳被,留得前春蔟蝶裙。犹是踏青湖畔路,殡宫芳草对斜曛。”
“病来倚枕坐秋宵,听彻江城漏点遥。薄命已知因药误,残妆不惜带愁描。闷凭盲女弹词话,危托尼 (女十甘)祝梦妖。几度气丝先诀别,泪痕兼雨洒芭蕉。”
“一场短梦七年过,往事分明触绪多。搦管自称诗弟子,散花相伴病维摩。半屏凉影颓低髻,幽径春风曳薄罗。今日书堂觅行迹,不禁双鬓为伊皤。”
“零落遗香委暗尘,更参绣佛忏前因。永安钱小空宜子,续命丝长不系人。再世韦郎嗟已老,重寻杜牧奈何春。故家姊妹应断肠,齐向洲前泣白苹。”
“郎主年年耐薄游,片帆望尽海西头。将归预想迎门笑,欲别俄成满镜愁。消渴频烦供茗碗,怕寒重与理熏篝。春来憔悴看如此,一卧枫根尚忆不?”
“何限伤心付阿灰,人间天上两难猜。形非通替无由睹,泪少方诸寄不来。嫩萼忽闻拼猛雨,春酥忍说化黄埃。重三下九嬉游处,无复蟾钩印碧苔。”
“除夕家筵已暗尺,春醪谁分不同倾?衔悲忍死留三日,爱洁耽香了一生。难忘年华柑尚剖,瞥过石火药空擎。祗余陆展星星发,费尽愁霜染得成。”
“约略流光事事同,去年天气落梅风。思乘荻港扁舟返,肯信妆楼一夕空。吴语似来窗眼里,楚魂无定雨声中。此生只有兰衾梦,其奈春寒梦不通!”
“旧隐南湖渌水旁,稳双栖处转思量。收灯门巷忺微雨,汲井帘栊泥早凉。故扇也应尘漠漠,遗钿何在月苍苍。当时见惯惊鸿影,才隔重泉便渺茫。”
这组诗缠绵宛转,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袁枚评价道:“诗人笔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好征典者,病亦相同。即如悼亡诗,必缠绵宛转,方称合作。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笔能刚而不能柔故也。阮亭之悼亡妻,浮言满纸,词太文而意转隐故也。近时杭堇浦太史悼亡妾诗,远不如樊榭先生。”
贫穷、疾病、痛失爱姬,屡遭打击的厉鹗苦闷至极,只有用诗歌来宣泄。在《病中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首句得诗三首》中,他这样写道:
“满城风雨近重阳,病减情怀老减狂。足软杖藜浑得力,耳鸣鞞铎果何祥?僮奴决意辞贫主,医匠收功试古方。我已是非俱不问,笑看梧叶坠虚廊。”
“满城风雨近重阳,唧唧阴虫夜渐长。瘦比隐侯犹较倍,愁应平子为分将。青灯难遣诗魔娆,丹鼎翻嫌琴客妨。领取秋深闲意味,不眠常是望晨光。”
“满城风雨近重阳,及至重阳霁色苍。问疾客来时一二,登高人想不寻常。琉璃水浅盛新月,玛瑙天空映拒霜。谁道秋容丽如许,闭门也有小篇章。”
独树诗坛一帜
清朝初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过来的诗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格意义上的清代“国朝”诗人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诗坛的主力。“清初六大家”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并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其次是并称为“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和王士禛,再次是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和赵执信。此后,则有袁枚、赵翼、蒋士铨“乾隆三大家”。厉鹗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当时,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流行之际,厉鹗与他“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中年以前以授徒为生。早有诗名,而连赴举场几达20次,均不售。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依旧罢归。至乾隆三年(1738),始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时已67岁。此后,他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官运亨通。不到10年时间,从翰林院编修升到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归里之后,又加赠礼部尚书及太子太傅衔。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殿上君臣,诗中僚友” 之称。他在当时 的诗坛上影响很大,“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
沈德潜论诗,尊盛唐,主格调,一归于温柔敦厚,复古倾向极明。他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 据此,在内容上,他强调应言之有物,恪守封建伦常,以诗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在方法上,则讲求格调,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蕴藉”,不赞成“发露”。他说:“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 由于过分强调温柔敦厚,因而承其风者独取格调说,以致“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而真意渐离”。
沈德潜倡导“格调”说,不仅违背了其两代老师王士禛和叶燮的论诗精神,而且作为一个诗学界的流派,代表着诗坛上顽固的保守势力,给清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厉鹗认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阙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
他对人们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巨公”之遗绪颇为不满,明确指出:“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针对沈德潜而发的。在《樊榭山房续集》,《自序》中,他又写道:“自念齿发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弃,辄恕而存之。幸生盛际,懒迂多疾,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有韵之语,曾缪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这里的“格调”二字,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冲突,无关乎个人恩怨,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分歧有两个方面,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写道:“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穿穴求之,近代罕有伦比。”全祖望指出:“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谓工于语言者,盖未尝不识之,而有韵之文,莫如樊榭。”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而是客观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余思,视国初西冷十子,则翛然远矣。”沈德潜也评价道:“樊榭征士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
无庸讳言,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首先,他虽然出身贫苦,但大半生过的是“食客”式的生活,入世不深,结交有限,诗的内容不够丰富。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作品,主要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其次,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但平生游踪不广,主要局限于江、浙,无名山大川之助,诗的格局狭小,力量薄弱,雕炼有余,雄浑不足。其三,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矜奇炫博,流于晦涩,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袁枚就曾批评道:“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不过,袁枚又指出:“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 表明瑕不掩瑜,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