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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告子章句下·第九节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孟子说:“如今侍奉君主的人都说:‘我能替君主开拓疆土,充实府库。’如今所谓的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君主不走过去的道路,不立志于爱民,而是求富贵,就等于是富有的夏桀王。又说:‘我能替君主盟约其他国家,打仗肯定能取胜。’如今所谓的这些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君主不走过去的道路,不立志于爱民,而是求取强大,就等于是辅助君主当夏桀王。按照现今的道路,而不改变当今的恶风劣俗,虽然把整个天下给他,他连一天都不能占据。”

    注释
    1.乡:《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乡师而哭。”《论语·颜渊》:“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这里用作动词,读向(xiang),意谓过去、刚才之意。
    2.居:《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诗·唐风·羔裘》:“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诗·小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祈父》:“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老子·二章》:“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论语·宪问》:“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商君书·算地》:“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广雅·释言》:“居,据也。”这里用为据,占据之意。

    读解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求吗?

    解析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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