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圣人著作可征验的内容。刘勰举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教化，二是事迹功业，三是个人修养。根据圣人重文的这三个方面，他认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是写作的金科玉律。刘勰对儒家圣人著作的这种总结，一是强调文学为封建政教服务的必要，一是为反对六朝空骋其华的形式主义文风制造理论根据。

　　第二部分论圣人著作可征验的写作特点。刘勰认为，由于圣人能掌握自然之道，所以，对文章的繁、略、隐、显，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而作适当处理。因此，他说这方面“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第三部分由“征圣”过渡到“宗经”，强调在华实并重上“征圣立言”。刘勰认为“衔华佩实”是圣人著作的突出优点，这也是他论文的一条基本原则。

　　刘勰的文学评论，一切以儒家圣人为依据，这给他的文学观点带来很大局限。但从本篇的具体论述可以看出，刘勰善于吸取儒家著作中的某些论点，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当时文坛上的实际情况，而加以总结和发挥，因而构成了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理论体系。

　　（一）
　　所谓“圣”，就是能够独立创造的人；所谓“明”，就是能够继承阐发圣人学说的人。用述作来培养人的性情，古代圣贤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孔子的学生说：“孔子的著作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在这些著作里，是表达了孔子的某些意见或主张的。古代圣王的教训，在古书上记载着；孔子的言行，都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导人的言论里。所以，对较远的，孔子称赞过唐尧之世，说那时的文化兴盛焕发；对较近的，他赞美过周代，说那时的文化丰富多采，值得效法。这些都是政治教化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郑国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由于谈话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孔子赞扬子产，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孔子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就说情感应该真实，文辞应该巧妙。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由此可见，思想要充实而语言要有文采，情感要真诚而文辞要巧妙：这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

　　（二）
　　圣人能够全面考察自然万物，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奥妙的地方去；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其表达的思想也才能与客观事物相吻合。圣人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有时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有时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有时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赞扬或批评，《礼记》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这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经·豳风·七月》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礼记·儒行》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子。此外，有的文章讲得像《夬》卦所说的那样决断干脆，有的文章写得像《离》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主体的例子。还有《周易》中的四种卦象，道理精深，意义曲折；《春秋》所运用的五种记事条例，也常是文辞微妙，意义宛转：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据上述可知：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有洋与略、隐与显的区别；所以写文章时，或压缩、或加详，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写作上的千变万化，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所有这些，如果以周公、孔子的文章做标准，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

　　（三）
　　所以刘向谈论文章，一定要以圣人作标准来检验；匡衡上书劝学，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据。《周易·系辞》说：“辨明事物并给以恰当的说明，有了明确的辞句就可以充分表达了。”《尚书·毕命》说：“文辞应该抓住要点，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由此可见，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倘能这样安排文辞，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那么即使内容精深曲折，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虽然文辞微妙宛转，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颜阖说：“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只追求华丽的辞藻。”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钻研它；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

　　（四）
　　总之，只有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把精妙的道理写成文章，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之明，他们的辞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样丰富。古代圣人虽成过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