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不足的东西，是理义，有余的东西，是胡作非为。人之常情是，以不足的东西为贵，以有余的东西为贱。所以平民、臣子的品行，应该纯洁清廉，合乎法度，越穷困越感到荣耀，即使死了，天下的人也越发尊崇他们，这是因为社会上这种品行不足啊。然而如果按照理义的标准来衡量，连神农、黄帝都还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不仅仅是舜，汤而已。飞免、要褭，是古代的骏马，它们的力气尚且有所不足。所以如果用墨绳严格地量取木材，那么房屋就不能建成。

　　舜把带位让给自己的朋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孜孜不倦啊!是个勤劳任力的人。”认为舜的品德尚未完备，于是丈夫背着东西，妻子头顶着东西，领着孩子去海上隐居，离开了舜，终身不再回来。舜又把帝位让给自己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与众不同啊，本来居住在乡野之中，却到尧那里继承了王位。不仅仅是这样就罢了，又想用自己耻辱的行为玷污我，我对此感到羞耻。”因而自己跳到苍领的深渊中。

　　汤将要讨伐桀，去找卞随谋划，卞随谢绝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卞随说：“我不知道。”汤又去找务光谋划，务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务光说：“我不知道。”扬说；“伊尹怎么样?”务光说；“他能奋力做事，忍受耻辱，我不知道他别的情况了。”扬子是就跟伊尹谋划讨伐夏桀，战胜了夏桀。汤把王位让给卞随，卞随谢绝说；“君王您讨伐桀的时候，要跟我谋划，一定是认为我残忍，战胜桀后要把王位让给我，一定是认为我贪婪。我生在乱世，而无道之人两次来污辱我，我不忍心屡次听这样的话。”于是就自己就跳入颖水而死。汤又把王位让给务光，说：“聪明的人谋划它，勇武的人实现它，仁德的人享有它，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您何不居王位呢?我甘愿辅佐您。”务光谢绝说：“废弃君主桀，这是不义的行为，作战杀死人民，这是不仁的行为，别人冒战争的危难，我享受战争的利益，这是不廉洁的行为。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不符合义，就不接受利益，不符合道义的社会，就不踏上它的土地。我不忍心长久地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就背负石头沉没在募水之中。

　　所以象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这样的人，他们看待天下，就如同天外之物一样，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看待富贵，即使可以得到，也一定不把它当作有利的事。他们节操高尚，品行坚贞，独自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感到快乐，因而外物没有什么可以危害他们。他们不为利益玷污，不受权势牵制，以居于污浊的社会为耻。只有这四位贤士具有这样的节操。

　　至于舜，汤，则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为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把爱和利怍为根本，把为万民作为义的准则。这就如同钓鱼的人一样，鱼有小有大，钓饵与之相应，钓浮有动有静，都要相机而行。

　　齐国、晋国相互怍战，平阿邑的士卒丢失了戟截，得到了矛，后退时，自己很不高兴，对路上的人说：“我丢失了戟，得到了矛，可以回去吗?”路上的人说；“戟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丢失了兵器又得到了兵器，为什么不可以回去?”士卒又往回走，自己心里还是不高兴，遇到高唐邑的守邑大夫叔无孙，就在他的马前说：“今天作战时，我丢失了戡，得到了矛，可以回去码?”叔无孙说：“矛不是戟，戟不是矛，丢失了戟，得到了矛，怎么能交待得了呢?”那个士卒说了声：“嘿！”又返回去作战，跑到战场，还赶上作战，终千战死丁。叔无孙说：“我听说过，君子让人遭受祸患，自己一定要跟他共患难。”急速赶马去追他，也死在战场上没有回来。假使让这两个人统率军队，也必定不会战败逃跑，假使让他们处于君主身边，也必定会为道义而献身。如今他们死了，却没有什么大功劳，这是因为他们职位小的缘故。职位小的人是不考虑大事情的。现在怎么知道天下没有平阿的士卒与叔无孙那样的人呢?所以君主中那些希望得到廉正之士的人，不可不努力寻求这样的人。

　　齐庄公时，有个士人名叫宾卑聚。他梦见有个强壮的男子，藏着白绢做的帽子，系着红麻线做的帽带，穿着熟绢做的衣服，白色的新鞋，佩带着黑鞘宝剑，走上前来叱责他，用唾沫吐他的脸。他吓醒了，原来只是一个梦。坐了整整一夜，自己很不高兴。第二天，召来他的朋友告诉说。“我年轻时就爱好勇力，年纪六十了，没有遭受过挫折悔辱。现在夜里遭到悔辱，我将寻求这个人的形迹，如期得到还可以，如果得不到我将为此而死。”每天早晨跟他的朋友一起站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过了三天没有得到，回去以后就自刎而死。要说这是应当尽力去做的却未必，虽说如此，但是他的内心不可受辱，这一点还有能超过的吗?

　　高义

　　君子自身的所作所为，举动必须遵循卫的原则，行为必须忠于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不通，但君子认为行得通。行为不忠于义的原则，举动不遵循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得通，但君子认为行不通。这样看来，那么君子的所谓行不通或行得通，就跟世俗不同了。所以有功就接受相应的奖赏，有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如果不该受赏，那么即使赏给自己，也一定谢绝，如果应该受罚，那么即使赦免自己，也不躲避惩罚．用这种原则考虑国家大事，一定会对国家有长远的利益。要对君主有长远的利益，君子一定应该内心反省不感到惭愧然后才行动。

　　孔子谒见齐景公，景公送给他廪丘作为食邑。孔子谢绝了，不肯接受，出来以后对学生们说：“我听说君子有功因而接受俸禄，现在我劝悦景公听从我的主张，景公还没有实行，却要赏赐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让学生们赶快套好车，告辞以后就走了。孔子这时是平民，他在鲁国只当过司寇的官，然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难以跟他相提并论，三位帝王的辅佐之臣不比他显赫，这是因为他取舍都不苟且啊！

　　墨子让公上过到越国游说。公上过讲述了墨子的主张，越王很喜欢，对公上过说：“您的老师如果肯到越国来，我愿把过去吴国的土地阴江沿岸三百社的地方封给他老先生，”公上过回去禀报给墨子，墨子说；“你看越王能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吗?”公上过说：“恐怕不能。”墨子说：“不仅越王不了解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我的心意。假如越王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我衡量自己的身体穿衣，估量自己的肚子吃饭，我将处于客居之民的地位，不敢要求做官，假如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即使把整个越国给我，我也用不着它。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我却接受他的国家，选就是拿原则做交易。拿原则做交易，何必到越国去?即使是中原之国也是可以的。”大凡对于人不可不仔细考察。秦国的鄙野之人，因为一点小利的缘故，弟兄之间就相互打官司，亲人之间就相互残害。现在墨子可以得到越王的国土，却担心损害了自己的道义，因而谢绝了，这可以说是能保持操行了。秦国的鄙野之人与他相距也太远了。

　　楚国人与吴国人将要作战，楚国军队人少，吴国军队人多。楚国将军子囊说：“我国与吴国人作战，必定失败。让君主的军队失败，让君主的名声受辱，使国家的土地受损失，忠臣不忍心这样做。”没有向楚王禀告就跑回来了。到了郊外，派人向楚王禀告说；“我请求被处死。”楚王说：“将军你跑回来，是认为这样做有利啊。现在确实有利，将军你为什么要死呢?”子翼说；“跑回来的如果不加惩处，那么后世当君主将领的人，都会借口作战不利而效法我逃跑。达样，那么楚国最终就会被天下的诸侯挫败。”于是就用剑自杀而死。楚王说：“让我成全他的道义。”就给他做了三寸厚的桐木棺表示惩处，把斧子砧子等刑具放在棺上表示处以死刑。君主的弊病是，保存住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保存住，丧失掉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丧失掉。这就是保存住国家与丧失掉国家的情况频繁出现的原因。郼、岐的扩大，各国的归顺，由此就产生了。楚国成为国家已经四十二代了，曾经有过灵王被迫在干溪自缢而死、白公胜杀死子西子旗攻陷楚都那样的祸乱，曾经有过郑袖、州侯帮楚王行邪僻的事情，可是如今仍然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这大概就是因为它经常有象子囊那样的臣子吧！子囊的气节，不只是磨砺一代的臣子啊！

　　楚昭王时，有个贤士名叫石渚。他为人公正无私，昭王让他治理政事。有个在道上杀人的人，石渚去追赶这个人，原来是他父亲。他掉转车子返回来，站在朝廷上说：“杀人的人是我父亲。对父亲施刑法，我不忍心偏袒有罪之人，废弃国家刑法，这不可以。执法有失要受惩处，这是臣子应遵守的道义。”于是就趴伏在刑具上，请求在昭王面前受死。昭王说：“追赶杀人的人没有追上，哪里一定要受惩处呢?你重新担任职务吧。”石渚说：“不偏爱自己的父亲，不可以叫做孝子，侍奉君主而违法曲断，不可以叫做忠臣。您命令赦免我，这是君主的恩惠，不教废弃刑法，这是臣子的操行。”他不让拿掉刑具，在昭王朝廷上自刎而死。按照公正的刑法，违法必定处死，父亲犯法，自己不忍心处以死刑，君主教免了自己，却不肯接受赦免。石渚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又忠又孝了。

　　上德

　　治理天下和国家，莫过于用德，莫过于行义。用德用义，不靠赏赐人民就会努力向善，不靠刑罚邪恶就能制止。这是神农、黄帝的政治。用德用义，那么四海的广大，长江黄河的流水，都不能抵御，华山的高大，会稽山的险峻，都不能阻挡，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都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充满四海之内，东西南北，一直到达日月所能照耀刊的地方。他们的道德象天一样覆盖万物，象地一样承载万物，无论对喜爱的还是厌恶的，都不藏匿其道德。他们恬淡质朴，处事公正，小民们也都随之公正，小民与王一起公正处事，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顺应了天性。王的教化改变了小民的面貌和习俗，小民自己却不知道受了教化，这就叫做顺应了人情。所以古代的人，他们自身隐没了，可是功绩却卓著，他们本身死了，可是名声却显扬。他们的主张畅通，教化大行。他们给天下人带来利益，可是人民并不能察觉到。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严刑厚赏，这是衰落社会的政治。

　　三苗不归服，禹请求攻打它，舜说，“用德政就可以了。”实行德政三年，三苗就归服了。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通晓了德教的实质，那么孟门、太行山都算不得险峻了。所以说德教的迅速，比用驿车传递命令还快。”周代的朝堂把金属乐器和器物摆在后边，这是用来表示先行德教后用武力啊。舜大概就是这样做的吧，他不轻易动用武力的精神流传到周代了。

　　晋献公为了丽姬的缘故而疏远了太子。太子申生住在曲沃，公子重耳住在蒲城，公子夷吾住在屈邑。丽姬对太子说：“前几天夜里君主梦见了姜氏。”太子就祭祀姜氏，并把食品奉献给献公，丽姬用毒食替换了膳食。献公要吃膳食，丽姬说：“膳食从远处进来的，请让人先尝尝。”让人尝，人死了，让狗吃，狗死了。所以要杀死太子。太子不肯为自己申辩，说；“君主如果没有丽姬，睡觉就不安稳，吃饭就不香甜。”于是就用剑自杀了。公子夷吾从屈邑逃到粱国。公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离开翟，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经过五鹿，到了齐国，正赶上齐桓公死了．又离开齐国到了曹国，曹共公想看看他紧紧相连的肋骨，就让他脱了衣服去捕池里的鱼。离开曹国，经过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到了郑国，郑文公不尊重他，被瞻劝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永远困厄。现在晋公子随行的人，都是贤德之人。您不以礼相待，不如杀了他。”郑国君主不听从他的劝告。离开郑国，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不敬。离开楚国，到了秦国，秦穆公把他进回晋国。重耳即位以后，发兵攻打郑国，索取被瞻。被瞻对郑国君主说：“不如把我交给晋国。”郑国君主说：“这是我的过错。”被瞻说；“杀死我从而使国家免于灾难，我愿意这样做。”被瞻到了晋国军队里，晋文公要煮死他，被瞻抓住大锅喊遭：“三军的兵士都听我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忠于自己的君主了，忠子自己君主的人将被煮死。”文公向他道歉，撤回了军队，让被瞻回到了郑国。被瞻忠于自己的君主，因而君主避免了晋国的祸患；他在郑国按义的原则行事，因而受到了晋文公的喜欢。所以义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墨家学派的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分开璜玉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楚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能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为此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不对。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的职务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于是贤德的人，哪里用得若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徐弱说：“象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钜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孟胜死了，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绐田襄子，想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于已把钜子的职务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两个人终于返回去为孟胜殉死。墨家认为不听从自己的钜子的话就是不知墨家之义。严刑厚赏，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社会上谈到治理天下国家，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

　　用民

　　大凡使用人民，最上等的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人民并不永远被使用，也不永远不被使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人民才可以被使用。阖庐用兵，不超过三万。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它们用兵比三万五万还多，可是如今对外不可以御敌，对内不可以保国，它们的人民并不是不可以使用，只是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国家即使很大，形势即使很有利，士兵即使很多，有什么益处?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就是因为人民不被他们使用啊。使用人民的道理，不可不详尽了解。

　　剑不会自己凭空砍断东西，车不会自己行走，是有人让它们这样的。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糜子就收获糜子，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使用人民也有播什么种子的问题，不考察播下什么种子，却要求人民被使用，没有比这更胡涂的了。

　　在禹那个时代，天下有上万个诸侯国，到汤那个时代有三千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现在没有存在的了，都是因为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啊。人民不受使用，是因为赏罚不能兑现。汤、武王凭惜的是夏朝、商朝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管忡、商鞅也是凭借的齐国、秦国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人民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懂得了这原因，人民就会听凭使用了。使用人民也有纲，一举起纲来，万目都随之张开。成为人民的纲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和厌恶。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希望荣耀利益，厌恶耻辱祸害。耻辱祸害是用来实现惩罚的，荣耀利益是用来实现赏赐的。赏赐惩罚都能实现，那人民就没有不被使用的了。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剑都刺到了肩头，血流遍地，几乎都不能制止人民前进。勾践在寝官着火时检验他的人民，人民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赶紧鸣金才能让人民后退。这是因为赏罚都能兑现。莫邪那样的良剑不因为勇敢的人与怯懦的人而改变锋利的程度，勇敢的人靠了它更加灵巧，怯懦的人靠了它更加笨拙，这是由于他们善于使用或不善于使用造成的。

　　夙沙国的人民，自己杀死自己的君主来归附神农。密须国的人民，自己捆上自己的君主来归附周文王。汤、武王不只是能他用自己的人民，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即使小，士兵即使少，功名仍然可以建立。古代有很多由平民而平定天下的人，这是因为他们都能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啊。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这种心思，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根本啊。夏，商、周三代的法则没有别的，就是把信用作为准绳。

　　宋国有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就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又重新赶路，他的马不肯前进，又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这样反复了三次。即使是造父对马村立威严的方法，也不过如此。那个宋国人没有学到造父驭马的方法，却仅仅学到了威严，这对于驾驭马没有什么好处。君主当中那些不贤德的人，与此相似。他们没有学到当君主的方法，却仅仅学到很多当君主的威严。威严越多，人民越不被使用。亡国的君主，大都凭着威严使用人民。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也不足以专门依仗。这就譬如盐对于味道一样，凡是使用盐，一定要有凭借的东西。用量不适度，就毁坏了所凭借的东西，因而就不可食用了。威严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可以施以威严。凭借什么?凭借爱和利。爱和利的心被人晓喻了，威严才可以施行。威严太过分了，那爱和利的心就会消失。爱和利的心消失了，却只是厉行威严，自身必定遭殃。这就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君主有利有势，能决定官吏的等级。处于决定官吏等级的地位，掌握着利益和权势，君主对这种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不须刑罚禁止就能禁止人们为非的，大概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达个道理才能做到吧。

　　适威

　　先王役使自己的百姓，就象驾驭好马一样，让马拉着轻载，手里拿着马鞭，马想尽情跑也办不到，所以能达到千里远的地方。善于役使自己的百姓的人也是这样。百姓日夜祈求被使用可是却不能够被使用，如果能够被君主使用，百姓为君主奔走，就象积水从万丈深的溪中决口冲出来，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周书》上说；“百姓，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友好，不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成为仇人。”有很多仇人，就不如没有好。周厉王是天子，他有很多仇人，所以被放逐到彘，灾祸连累到子孙，如果没有召公虎，就断绝了后嗣。现世上的君主，大都想使自己百姓众多，却不知道善待百姓，这只是使仇人增多啊。不善待百姓，就不能得到百姓拥护。得到百姓拥护，必须让百姓从内心里拥护，这就是所说的爱戴了。只占有百姓的躯体不能叫做得到了百姓拥护。舜是平民，却占有了天下。桀是天子，却不得安居其位。这些都是从能否得民心这里产生出来的。得失民心的道理，不可不认真审察。汤、武王精通达个道理，所以功成名就。

　　古代当君主的人，用仁和义治理百蛀，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引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就象把玺印打在封泥上一样，用方形的按压就成为方形的，用圆形的按压就成为圆形的，就象把五谷种在土地上一样，收获的果实必定与种子同类，而且能成百倍地增长。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他们自己虽然去世了，可是后世蒙受他们的教化如同神灵一般，这是因为他们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实行的准则经过认真审察。

　　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它却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选样国家却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君主和百姓都达到极点，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自刎的原因。

　　东野稷在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驾车技术，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台乎规矩。庄公说：“好。”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又让他的马绕一百个圈之后再回来。过了一会儿，颜阖来谒见庄公，庄公说。“你遇到东野稷了吗？”颜阖回答说：“是的，我遇到了他。他的马一定要累坏。”庄公说；“怎么会累坏呢?”过了一会儿，东野稷把马累坏回来了。庄公召米颜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马要累坏呢?”颜阖回答说：“前进后退部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造父驾车的技术都无法超过他了。刚才我遇到他，他还在无止境地要求自己的马，我因此知道他的马要累坏。”

　　所以，混乱的国家役使自己的百姓，不了解人的本性，不反求人的常情。频繁地制订教令，而对人们不能掌握却加以责备，屡次下达命令，而对人们不能听从却加以非难，制造巨大的危难，而对人们不敢迎难而上却加以治罪；把任务弄得十分繁重，而对人们不能胜任却加以惩罚。百姓前进就希望得到赏赐，后退就害怕受到惩处，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时，就会做虚假的事了。做虚假的事，君主知道了，跟着又加以惩处。这样就是因为畏罪而获罪。君主和百姓相互仇恨，就由此产生了。

　　所以，礼节繁琐就不庄重，事情繁琐就不能成功，命令严苛就不被听从，禁令多了就行不通。桀、纣的禁令不可胜数，所以百姓因此而背叛，他们自己也被杀死，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到极点了。子阳喜好严厉，每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担心一定会被杀死，于是就乘追赶疯狗之机杀死了子阳，这是因为他过分到极点了。周鼎上铸有窃曲形的花纹，花纹很长，上下都是弯曲的，以此表明过分到极点的害处。

　　为欲

　　假使人们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明，还是不能使用他们。没有欲望的人，他们看待当天子，跟当奴仆相同，他们看待享有天下，跟没有立锥之地相同，他们看待当个彭祖那样长寿的人，跟当个夭折的孩子相同。天子是最尊贵的了，天下是最富饶的了，彭祖是最长寿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鼓励人们，奴仆是最低贱的了，没有立锥之地是最贫穷的了，夭折的孩子是最短命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禁止人们。如果有一种欲望，那向北到大夏，向南到北户，向西刮三危，向东到扶桑，人们就都不敢作乱了，迎着闪光的刀，冒着飞来的箭，奔赴水火之中，人们也不敢后退，清早就起身，致力于耕种，受人雇佣，从事繁杂劳昔的耕作，也不敢休息。所以，欲望多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多，欲望少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少，没有欲望的人，就不可以使用了。人们的欲望即使很多，可是君主没有恰当的方法役使他们，人们虽然得到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不可以使用。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不可不审察清楚。

　　善于当君主的人，能够让人们无穷无尽地得到欲望，所以人们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役使。言语、风俗，习惯与华夏都不同的蛮夷之国，他们的衣服、帽子、衣带，房屋、住处，车船、器物，声音、颜色、饮食，都与华夏不同，但是他们为欲望所驱使却与华夏是一样的。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能成就功业，这是因为顺应了人们的天性，桀、纣不能背离这种情况，不能背离这种情况而国家遭到灭亡，这是因为违背了人们的天性。违背了天性可是却还不知道，这是因为沉溺在习俗中了。长期沉弱在习俗中而不能自拔，那就变成自己的习性了。本性与非本性不同，这是不可不认真分辨清楚的。不懂得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的人，怎么能去掉非本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掉非本性的东西，那么欲望就不会正当了。欲望不正当，用它来治理自身就会夭折，用它来治理国家就会亡国。所以古代的圣贤君主，审察并顺应人们的天性，以便满足人们的欲望，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功业就没有不建立的了。圣贤的君王执守根本，四方部族都来归服，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执守根本的人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人没有对手。圣贤的君主立身于没有对手的境地，所以人们的命运就都依附于他们了。

　　一群狗相互呆在一起，都安安静静地无所争夺。把烤熟的鸡扔给它们，就相互争夺了。有的被咬折了骨，有的被咬断了筋，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就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就不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却相互争夺，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有这样的事。

　　凡是安定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混乱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傲不符合道义的事。强大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乐于为君主所使用，弱小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为君主所使用与争着做不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这两种情况带来的祸和福，天都不能覆盖住，地都不能承载起。

　　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七天为期。过了七天可是原国却不投降，文公就命令离开。将士们说：“原国就要投降了。”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得到原国失掉珍宝，我不这样做。”终于离开了。第二年，又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原国然后才返回。原国人听到这约定，于是就投降了。卫国人听到过件事，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极点了，就归顺了文公。所以人们说的“攻打原国同时得到了卫国”，指的就是这个。文公并不是不想得到原国，以不守信用为代价得到原国，不如不得到。一定要靠诚信来得到：归顺的不仅仅是卫国啊，文公可以说是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了。

　　贵信

　　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诚信了再诚信，谁能不亲附呢?所以《周书》上说：“诚信啊！诚信啊!”这是说如果不诚信，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成功。因此，诚信所产生的功效太大了。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那么整个天下就都成为自己的了。诚信所达到的地方，就都能够控制了。能够控制却不加以利用，仍然会为他人所有，能够控制而又加以利用，才会为自己所有。为自己所有，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全都为自己所用了。君主有知道这个道理的，那他很快就能称王了，臣子如有知道这个道理的，就可以当帝王的辅佐了。

　　天的运行不遵循规律，就不能形成岁时；地的运行不遵循规律，草木就不能长大。春天的特征是风，风不能按时到来，花就不能盛开，花不能盛开，那么果实就不能生长。夏天的特征是炎热，炎热不能按时到来，土地就不肥沃，土地不肥沃，那么植物生长成熟的情况就不好．秋天的特征是雨，雨不能按时降下，谷粒就不坚实饱满?谷粒不坚实饱满，那么五谷就不能成熟。冬天的特征是寒冷，寒冷不能按时到来，地冻得就不坚固，地冻得不坚固，那么就不能冻开裂缝。天地如此之大，四时如此变化，尚且不能以不遵循规律生成万物，更何况人事呢?

　　君臣不诚信，那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得安宁。当官不诚信，那年轻的就不敬畏年长昀，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下的就会互相轻视。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轻易地犯法，不可以役使。结交朋友不诚信，那么就会离散怨恨，不能互相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器物就会粗劣作假，丹和漆等颜料就不纯正。可以跟它一块开始可以跟它一块终止，可以跟它一块尊贵显达，可以跟它一块卑微穷困的，大概只有诚信吧!诚信了再诚信，诚信重叠于身，就能与天意相通。靠这个来治理人，那么滋润涡大地的雨水和甜美的露水就会降下来，寒暑四季就会得当了。

　　齐桓公攻打鲁国冒。鲁国人不敢轻率作战，离鲁国都城五十里封土为界。鲁国请求象齐国的封邑大臣一样服从齐国，桓公答应了。曹翙对鲁庄公说；“您是愿意死而又死呢，还是愿意生而又生?”庄公说；“你说的是什幺意思呢?”曹翙说：“您听从我的话，国土必定广大，您自身必定安乐，这就是生而又生，若不听从我的话，国家必定灭亡，您自身必定遭到危险耻辱，这就是死而又死。”庄公说；“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于是第二天将要盟会时，庄公与曹翙都怀揣着剑到了盟会的土坛上。庄公左手抓住桓公，右手抽出剑来指向自己，说：“鲁国都城本来离边境几百里。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反正也无法生存了。削减领土不能生存与跟你拼命同样是死，让我死在您而前。”管仲、鲍叔要上去，曹翙手接着剑站在两阶之上说。“两位君主将另作商量，谁都不许上去。”庄公说：“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管仲对桓公说：“是用领土保卫君主，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您还是答应了吧！”于是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士为界，跟鲁国订立丁盟约。桓公回国以后想不还给鲁国土地，管仲说：“不可以。人家只是要劫持您，并不想跟您订立盟约，可是您却不知道，这不能说是聪明，面对危难却不能不受人家胁迫，这不能说是勇敢，答应了人家却不还给人家土地，这不能算作诚信。不聪明、不勇敢、不诚信，有这三种行为的，不可以建立功名。还给它土地，这样虽说失去了土地，也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用四百里土地就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诚信来，您还是舍算的。”庄公是仇人，曹翙是敌人，对仇人敌人都讲诚信，更何况对不是仇人敌人的人呢?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而天下能听从，就由此产生出来了。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他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虽说前边有所失，不过可以说后来有所得了。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啊。

　　举难

　　用十全十美的标准举荐人必然很难，这是事物的实情。有人用不爱儿子的名声诋毁尧，用不孝顺父亲的称号诋毁舜，用内心贪图帝位来诋毁禹，用谋划放逐、杀死君主来诋毁汤、武王，用侵吞掠夺别国来诋毁五霸。由此看来，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所以，君子要求别人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义的标准。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容易得到满足，容易得到满足就能受别人民拥护，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就难以做错事，难做错事行为就严正。所以他们承担天地间的重任还游刃有余。不贤德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要求别人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一般的标准。按照义的标准要求别人就难以满足，难以满足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容易做到行为就苟且。所以天下如此之大他们却不能容身，自己召致危险，国家召致灭亡。这就是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啊。一尺长的树木必定有节结，一寸大的玉石必定有瑕疵。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只看重其长处。

　　季孙氏把持公室政权，孔子想晓之以理，但这样就会被疏远，于是就去接受他的衣食，以便向他进言。鲁国人因此都责备孔子。孔子说：“龙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清澈的水里游动，螭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鱼茌浑浊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现在我往上赶不上龙，往下不象鱼那样，我大概象螭一样吧!”那些想建立功业的人，哪能处处都合乎规则呢?援救溺水之人的人要沾湿衣服，追赶逃跑之人的人要奔跑。

　　魏文侯的弟弟名叫季成，朋友名叫翟璜。文侯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当相，可是不能决断，就询问李克，李克回答说；“您想立相，那么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好些就可以了。文侯说：“好。”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好，而他是翟璜举荐的，认为乐腾好，而他是季成举荐的。所以就让季成当了相。凡是言沦被君主听从的人，谈论别人不可不慎重。季成是弟弟，翟璜是明友，而文侯尚且不能了解，又怎么能够了解乐腾与王孙苟端呢?对疏远低贱的人却了解，对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却要以此决断相位，这就措了。李克同答文侯的话也错了。他们虽然都错了，但是就如同金和木一样，金虽然软，但还是此木碣。

　　孟尝君向白圭问道：“魏文侯名声超过了齐桓公，可是功业却赶不上五霸，这是为什幺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敬重段干木，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桓公的原因。选择相的时候说‘季成与翟璜哪一个可以’，这就是他的功业赶不上五霸的原因。相是百官之长。选择时要从众人中挑选。现在选择相却离不开那两个人，这跟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管仲为相相差太远了。况且以师友为相，是为了公利，以亲属宠爱的人为相，是为了私利。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然而他的名声却显赫荣耀，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子到了齐国，傍晚住往城门外。桓公到郊外迎客，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躲开，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望见桓公，心里很悲伤，就敲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声，抚摸着自己车夫的手说：“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个唱歌的不是一般人!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回去，到了朝廷里，跟随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准备召见他。宁戚见到桓公，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桓公。第二天又碍见恒公，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桓公非常高兴，准备任用他。臣子们劝谏说：“这个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去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的人，再任用他也不晚。”桓公说：“不是这样。去询问，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人家的小毛病，丢掉人家的大优点，这是君主失掉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凡是听取别人的主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现在听从了他的主张而不再去追究他的为人如何，这是因为其主张符合听者心目中的标准。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衡量以后用其所长，这是举荐人才的恰当做法。桓公算是掌握住这个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