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馀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於清高，盖护其短也。至於台阁今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枚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今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贲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休组之，对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我见到世上的文学之士，评议古今，好似指掌一般非常熟悉，等有所试用，多数不能胜任。处在累代太平之世，不知道有丧乱之祸；身在朝廷之上，不知道有战阵之急；保有俸禄供给，不知道有耕稼之苦；纵肆吏民头上，不知道有劳役之勤：这样就很难应付时世和处理政务了。晋朝南渡，对士族优待宽容，因此江南冠带中有才干的，就擢开到尚书分，仆以下尚 书郎、中书舍人以上，执掌机要。其馀只懂得点文义 的多数迂诞浮华，不会处理世务，有了点小过错，又舍不得杖责，因而把他们放在清高的位置上，来给他们护短。至於那些台阁令史、主办监帅、诸王签省，都对工作通晓熟练，能按需要完成任务，纵使流露出小人的情态，还可以鞭打监督，所以多被委任使用，这是在用他们的长处。人往往不能自量，世上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也就像眼睛不能看到眼睫毛了。
梁朝的士大夫，都崇尚著宽衣，系阔腰带，戴大帽子，穿高跟木屐，出门就乘车代步，进门就有人伺候，城里城外，见不著骑马的士大失。宣城工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送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常骑著这匹马。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不拘礼俗。如果是尚书郎骑马，就会遭到弹劾。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士大夫们一个个都是细皮嫩南的，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体质虚弱，又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在变乱中坐著等死的人，往往是由於这个原因。建康令王复，性情温文尔雅，从未骑过马，一看见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他对人说道：“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
古人深刻体验务农的艰辛，这是为了使人珍惜粮食，重视农业劳动。民以食为天，没有食物，人们就无法生存，三天不吃饭的话，父子之间就没有力气互相问候。粮食要经过耕种、锄草、收割、储存、春打、扬场等好几道工序，才能放存粮仓，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重视商业呢？江南朝廷里的官员，随著晋朝的复兴，南渡过江，流落他乡，到现在也经历了八九代了。这些官员从来没有人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完全依靠俸禄供养。如果他们有田产，也是随意交给年轻的仆役耕种，从没见过别人挖一块泥土，插一次秧，不知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又怎能懂得其他事务呢？因此，他们做官就不识世务，治家就不办产业，这都是养尊处优带来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