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单曹操注意招贤纳士，孙权和刘备也是如此。孙权和鲁肃抵足而眠，夜谈治国方略，可说是一段佳话；而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诸葛亮出山，更是千古流传的美谈。正因为曹操、孙权和刘备都能注意招贤纳士，爱惜人才，重用贤能，所以他们才能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中崛起，很快超过原本比他们力量强大得多的袁绍、袁术等诸路豪强，最终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从他们的兴起和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用兵取胜、富国强兵之中，选用贤能是第一位的要务，有了贤德之人辅佐，才能达成聚集民力、正确使用民力等项工作，才能“兵之久也”。在这三国中，蜀汉又体现得更为明显，刘备之所以能结束四处亡命、寄人篱下的处境，不但有了荆州作为立足之地，而且取得西川作为根本，进而治理好西川，达到了可以和三国最强大的曹魏抗争的境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礼聘并重用了诸葛亮。孙膑在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民力问题，百姓是立国之本，是建军之本，这已被无数次历史所证明。爱护百姓，爱惜民力，培育和积蓄民力者昌，反之则亡。这好比蓄水和用水一样，懂得蓄水为先，用水有度的人，他便有源源不绝的水可用；而不知蓄水，只知滥用的人，必将面临河干湖涸，无水可用的绝境。百姓就好比是河，是湖，英明的君王应该让河满、湖足，才会长期有水可用。人们都熟悉隋唐那一段历史，隋场帝不但连年用兵，而且大兴土木，修宫殿、开运河、兴建扬州行宫，耗费何止亿万，他更到处巡幸游玩，经过之处，所到之地，官员随从任意搜刮，供其享乐，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广大百姓走投无路，只好群起造反，最终推翻了隋朝统治。而唐朝开国以后，尤其是李世民登基以后，十分注意减轻百姓负担，让百姓休养生息。他命令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班，每次接见这些官员，都要问到百姓的疾苦和政事的得失。他还让朝廷官员广泛推荐贤才，广开言路，让朝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严格实行租庸调税赋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和徭役，几年之间，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安居乐业，世道太平。在贞观元年至四年的时候，全国一年判处死刑的犯人仅29 人；一斗米仅卖三钱；东至大海，南至五岭，全国范围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当时出外旅行的人，可以不带粮食，需要的时候，可以在道旁自取，那里有专供路人免费取用的粮食。这样一来，民富国就强了，所以贞观年间，唐朝能做到四邻归服，疆界达到空前宽广。隋末唐初可说是个鲜明对比，引人深思，从中不难看出，国家怎样才能富强。不仅古代如此，近代和现代的中国也是这样。我们只需回忆一下抗日战争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主要力量用来对付抗日革命根据地，深沟高垒的囚笼政策，严密封锁根据地，连续不断的大扫荡，烧光、杀光、抢光，使根据地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而国民党顽固派这时不但步步退让，消极抗日，还积极****，封锁根据地，不断搞军事摩擦，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抗日根据地。到了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空前的困难，根据地缩小，抗日军民缺吃少穿。这时，中国共产党听取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的意见，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推行民主政治，同时开展了广泛的大生产运动，动员抗日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上至党主席，下至普通的八路军士兵，都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朱总司令开荒，周副主席纺线，尽人皆知，南泥湾精神更是闻名中外。就这样，经过根据地军民的努力奋斗，重重因难被克服了，广大军民做到丰衣足食，抗日的力量大大增强，很快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确实和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分不开。这当然与古代帝王的爱惜民力，爱护百姓有所不同，但其根本道理是一样的。实践证明，任何当政者，只有懂得爱护人民，对百姓取之有度，用之合理，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家才能强大无敌。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培植和积蓄民力的问题。可以说，只懂得合理取用而不善于培植和积蓄民力，所能取得的必然有限，而且不能持久。我们不禁想到最近20 多年中国的历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只知抓“革命”，实际不促生产，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弄得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糖票等等，票证的种类数不胜数，而整个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富民政策，仅仅几年时间，情况便大变了，肉票、布票、粮票..，一一取消，人民群众不但解决了温饱，小康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启发我们不断深化改革，持续高速高效地发展经济，使我们的民力和国力都能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增长，使我国早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