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作战中所说的“势”，就是利用击敌的有利态势的问题。趁敌人出现的败灭趋势，我军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击，那么，敌人必定会溃败。诚如兵法所说：“要利用有利态势击破敌人。”晋武帝司马炎秘密制定一个灭亡吴国的战略计划，但交给朝臣讨论时，多数人的主张与帝意相违。唯有羊祜、杜预和张华的看法与武帝意图相合。征南大将军羊祜病重时，曾向武帝举荐杜预代替自己职务；待到羊祜一死，晋武帝便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督统荆州一切军务。杜预奉命到镇后，修缮兵器铠甲以搞好战备，加强部队训练以显扬武威。他在选拔精锐部队大败吴国西陵都督张政之后，就向晋武帝请示大举伐吴的日期，武帝回复说等到明年再考虑大举攻吴之事。为此，杜预再次上表申述己见说：“凡事都要分析比较它的利害得失，现在攻吴之举，其有利方面占到十分之八、九，而不利方面只有十分之一、二，其结局最差不过没有成功而已。朝臣们说吴国败亡的形势还没有到来，（他们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灭吴之决策不是出于他们的谋划，胜利后的功绩也不能归于他们本身，且又都羞于承认自己原来意见的错误，所以至今仍然固执己见而反对伐吴。往昔汉宣帝在朝臣讨论赵充国关于在羌族地区实行屯田戍边的奏章时，经反复比较而采纳了充国的建议后，严厉批评了那些参与讨论而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迫使他们各个都叩头请罪。宣帝这样做为的是杜绝那些固执异说的反对者。自入秋以来，伐吴之事已经逐渐外露，倘若中途停止而拖延进攻时间，那么，吴国皇帝孙皓因担心被伐而想出对策来，或如迁都武昌，增修江南城防设施，疏散城镇居民，将会给我们造成城镇不可攻拔，野外无所掠获的被动局面，一旦吴国把大批舰船集中到夏口对我进行防御，那么，明年伐吴的计划或许就落空了。”就在晋武帝与中书令张华下围棋兴致正浓之时，恰逢杜预的奏表送到。张华立即推开棋盘拱手向武帝说：“陛下英明伟大，战无不胜，国家富饶，兵力强大；吴王孙皓荒淫暴虐，滥杀贤能之人，现在立即出兵进攻他，将不费多大代价就可以平定吴国。”晋武帝听后，就批准了杜预的建议。杜预于是把部队集中到江陵，并派周旨、伍巢等将率军乘船夜渡长江以袭击乐乡；晋军沿途多插旗帜，点火于巴山之上，出击其要害之地，从心理上瓦解敌人的斗志，俘虏了吴军都督孙歆。晋军在平定了长江上游地区后，从湘江以南至交州、广州的广大地区的吴国州郡，都望风不战而降，杜预则亲执符节宣读皇帝诏书，一一加以安抚。在晋军众将举行会议时，有人提出说：“已据江南百年的吴国敌寇，是很难一下子把它完全战胜的。如今正值酷暑，雨季已经开始，疫病将要流行。因此，我们应当等到冬季到来之时，再大举进攻吧。”杜预则坚定地回答说：“从前燕国大将乐毅凭借济西一战，而一鼓作气地吞并了齐国。现在，我军已经声威大振，对敌进攻如同刀劈长竹一样，数节劈开之后，其余的就会迎刃而解，再也用不着费力了。”于是，杜预指挥众将率军直趋吴国京都建业，沿途所过城镇的吴军，无不束手就降，结果活捉了孙皓，平定了吴国。

本篇以《势战》为题，旨在阐述充分利用有利态势击敌的问题。它认为，作战上所讲的“势”，就是利用击敌的有利态势问题。只要抓住敌人可被击败的有利态势，不失时机地进攻之，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因此，本篇这里所讲的“乘势”问题，从作战指导的角度看，乃是一个如何正确选择战机的问题。作战时机，特别是战略决战时机，选择得是否恰当有利，将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所以，正确选择战机问题，历来是为兵家所极其重视和把握的问题。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２７９年），晋灭吴战争，就是充分利用有利态势，不失时机地发动进攻而取得决战胜利的典型战例。司马炎（司马懿之孙）于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２６５年）取代曹魏建立西晋以后，为了实现灭吴统一全国的宏图大略，他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经过十余年的稳步发展，使西晋一跃而成为当时“国富兵强”（见《晋书·杜预传》）的中原大国了。相反，地处江东的吴国这时在昏君孙皓的残暴统治下，却呈现出“吴之将亡，贤愚所知”（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的衰败局面。晋武帝司马炎正是在这样对已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及时采纳了镇南大将军杜预、中书令张华等人建议，派遣大军对吴国发动战略进攻而取得决战胜利的。此役晋在作战指导上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能从敌我双方情况和地理条件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见《资治通鉴·魏纪十·元帝景元三年》）的正确战略方针，充分利用吴国日趋衰败的有利态势和长江顺流而下的有利条件，以二十万大军兵分六路齐进，给吴军造成不可阻挡的“破竹”之势，从出兵到占领吴都建业，仅四个月时间，就灭亡了吴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