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对敌作战，如果部队陷入危亡的境地时，应当激励全军将士抱定必死的决心，奋勇杀敌，不可怀有贪生侥幸心理。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取得胜利。诚如兵法所说：“部队深陷危险境地，个人就不再存有恐惧了。”东汉大将吴汉奉命率军讨伐割据成都称雄的公孙述，部队进入犍为郡所辖地区。该郡各县都凭城坚守。吴汉挥军攻克了广都县，又派轻装骑兵烧毁了成都市桥，武阳以东的各小城邑都投降了吴汉。这时，汉光武帝刘秀下诏告戒吴汉说：“成都有十多万敌军，不可轻视它。但应坚守广都，等待敌军来攻，不要主动出击与敌争锋。如果敌军不敢来攻，你就转移营阵以逼迫它；必须等到敌军精疲力竭之时，方可进击它。”吴汉并未听从光武帝的谆谆告戒，竟乘胜自率步骑兵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当进至距成都十余里处，于江水北岸扎营，并于江上架设浮桥，派副将刘尚率兵万余人屯驻于江水南岸，南北两营地相距二十余里。光武帝得悉吴汉的进攻举动后，大为吃惊，责备吴汉说：“我曾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你，为什么事到临头却违背乱来？你既已轻敌贸然深入，却又与刘尚分立两营。事情是有缓急之别的，而一旦遇到危急情况，就无法相互支援了。敌人如果出兵牵制你，而以主力进攻刘尚，刘尚若被攻破，那么，你也就失败了。幸好现在没发生意外情况，你要立即率兵返回广都坚守待敌。”但光武帝给吴汉的诏书还未送到的时候，公孙述果然已经派遣其部将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人来攻吴汉；又派另外将领率兵万金人袭劫刘尚营寨，企图致汉军两营之间无法相互救援的被动局面。吴汉率军与敌大战一天，遭到失败而退回营垒，敌将谢丰乘势挥军包围了吴汉军。吴汉召集众将激励他们说：“我和诸位将军共同越过艰难险阻，转战千里之遥，所向斩获甚多，才得以深入敌人腹地。现今进至敌人都城之下，而我们与刘尚两处竟都遭敌人包围，形成互相不能救援之势，此种局面的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我打算秘密转移兵力到江南与刘尚合兵一处，共同抗御敌人。如果大家能够同心协力，人人奋勇作战，大功就可建立；倘若不这样，失败必然而无其它余地。现在成败的关键，就在这次行动了。”诸位将领听后齐声说道：“是！”于是，吴汉以酒食款待将士，用草料喂饱战马，关闭营门三天不出战；又在军营中插立很多旗帜，保持烟火缭绕不断，以此迷惑敌人。三天过后的晚上，吴汉悄悄过江与刘尚合兵一处。敌将谢丰等竟然没有发觉，第二天，谢丰仍分兵一部抵御江北汉军，自率主力进攻江南汉军。吴汉亲自指挥全部兵力迎战敌军，从清晨交战直到黄昏时候，终于大败敌军，击斩了敌将谢丰、袁吉。于是，吴汉乘胜率军还守广都，留下刘尚所部继续抵御公孙述，并把有关战况写成奏状上报光武帝，而且深切痛责自己的过失。光武帝阅后批复道：“你率兵还守广都，是很得要领的行动。公孙述此后必定不敢丢开刘尚而直接来进攻你。如果他先进攻刘尚，你从广都率领全部步骑兵行军五十里而赴援到那里时，正是公孙述处于危险困疲的时候，因此打败他将是势所必然之事。”此后，吴汉率军同公孙述军交战于广都至成都之间，前后八战八捷，并进驻于成都外城。公孙述亲率数万人出城与吴汉军大战，吴汉派遣护军高午、唐邯率领数万精锐部队迎击公孙述。公孙述兵败逃走，高午奋勇追击，冲进敌阵挥枪猛刺，杀死了公孙述。第二天，成都城内的敌人开城投降。吴汉令人斩下公孙述首级传送到京都洛阳。至此，蜀地割据势力完全被平定。

本篇以《危战》为题，顾名思义，旨在阐述部队作战陷入危险境地时，将帅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扭转战局。它认为，一旦作战中部队陷入危困之时，为将帅者应当临危不惧，激励将士抱定决一死战之志，奋勇杀敌。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取得最后胜利。这里所引孙子“兵士甚陷，则不惧”语，据唐代杜牧《注孙子》云：“陷于危险，势不独死，三军同心，故不惧也。”可见，士卒深陷危困之所以不惧怕，是因为全军上下都抱定对敌决一死战之志的结果，而全军遇危之所以奋勇杀敌而不怕牺牲，又是由于平时将帅从严治军所培养教育的结果。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将帅便带出什么样的士卒。要使部队保持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将帅本身的表率作用和平时严以治军的教育训练工作。本篇通过对将帅临危处置措施的论述，却告诉我们从严治军的重要性。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３５年），大将吴汉平定称雄蜀地的割据势力公孙述的作战，就是体现为将帅者临危如何扭转败局的一个战例。吴汉奉命率军入川之初，由于进展顺利而一度产生骄傲轻敌情绪，他不听光武帝刘秀的谆谆告戒，竟分兵冒进，结果为敌所困，陷入危境。这是不足取的。然而，久经战阵的大将吴汉身陷困境，却又能临危不惧，从容处置，指挥若定，这又是为将帅者应该效法的。他一面激励将士“同心协力，人自为战”，奋勇杀敌，一面吸取教训，及时调整部署，与部下刘尚合兵一处，集中兵力，乘敌不觉，突然发起攻击，一举而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其后，又经八战八捷，终于在次年攻占成都，消灭了公孙述这个分裂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