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对曰：“请之魏，约伐韩。”王令向寿辅行。甘茂至魏，谓向寿：“子归，告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攻也。’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而攻之，难矣。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为多张仪而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者，挟韩而议，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于是与之盟于息壤。 果攻宜阳，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在，争之王，王将听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对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复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阳。
甘茂来到魏国，对向寿说：“您回去告诉武王说：‘魏王已同意我的约定。但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韩国。’当大事成功之后，一切功劳归于您。”向寿回到秦国，把这话告诉了武王，武王便到息壤这个地方迎接甘茂。
甘茂到了息壤，武王问他其中的原因？甘茂回答说：“要进兵三川，必须先攻下宜阳，宜阳是韩国的大县，是上党和南阳两部间的贸易要道，长期以来，在宜阳积聚了两地的人力和财物，它名义是县，实际上相当一个郡。现在大王的军队要经过重重险阻，跋涉千里去攻打宜阳，实在太难了啊！
我听说，张仪西并巴、蜀，北取河西，南占上庸，诸侯并不因此就赞扬张仪的能耐，却称颂先王（秦惠王）的贤明。魏文侯派乐羊为将，进攻中山，三年就灭掉了中山。乐羊返回魏国，称道自己的战功。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箱群臣诽谤乐羊的意见书给他看，乐羊赶紧接受了文侯的批评，心悦诚服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君的功劳啊！’我现在只不过是寄居在秦国的人，而秦国权臣樗里疾、公孙衍倚仗和韩国的关系，将来如果在攻打宜阳时对我进行非议，从中作梗，大王必会听从。如果这样，大王就欺骗了盟国魏国，而我又会白白招致韩国相国公仲侈的怨恨。
从前曾参在费地，费地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杀人’，她仍然照样织布。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然织布。又过了一会，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便惊恐万状，扔掉梭子，翻过垣墙，逃跑了。就连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他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疑惑和不信任。现在我不如曾参贤能，大王相信我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相信曾参，非议我的将不止三人，我担心大王恐怕会因为我的原因而扔掉梭子啊！”武王坚定地说：“我不听信别人的议论，让我们订立盟约吧！”于是武王和甘茂在息壤订立盟约。
后来甘茂攻打宜阳，5个月还不能攻下，于是樗里疾和公孙衍二人在武王面前进甘茂的谗言，武王几乎都要听信了，因而召回甘茂。甘茂到后对武王说：“息壤就在那里！”武王不得不说：“确实有这回事”。这时武王才又坚定信心，动用了全部兵力，继续让甘茂指挥作战，最后终于攻克了宜阳。
语言世界与真实世界是不同的，语言并不能指称真实。语言只是达到真实世界的手段。禅宗有言：“以手指月，指并非月”，手指头只是认识月亮的手段而非月亮，而人的语言和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当然也不是事实本身。但在一个信息不畅、媒介有限的世界里，媒介就垄断性地决定了事实真相。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我们扩大信息源、主动掌握传播方式，以明事实、正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