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齐国人去见田骈，说：“听说先生道德高尚，主张不能入仕途为官，一心只求为百姓出力。”田骈问：“你从哪里听来的？”那人答道：“从邻家女处听来。”田骈问：“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那人说：“邻家之女立志不嫁，年龄还没到三十岁却有子女七个人，说是不嫁吧，却比出嫁更厉害。如今先生不仕，却有俸禄千种，仆役百人，说是不做官，可比做了官还富有呀！”田骈表示惭愧。

在道德至上的中国，清高的言行必然会带来美誉，道德上的作秀充斥官场。于是乎众多善于作秀的政客，鱼目混珠、虚伪的扮起道德完人的角色。其实在政治上最要不得的就是清高和矫情，政治的标准是功利和实效，而清高之人忙于一些虚的东西而损害了实际的效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虚伪透顶，影响的是事情的效率和国家的利益。

　　大厦将倾时的晚清清议派标榜民族大义，自命清亮气节，对外国一律排斥，而且敌视对外折冲樽俎、变通妥协，对内变法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派，结果刚毅等清议派与慈禧太后竟然与义和团结合在一起，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最终导致旷世外辱、仓皇西逃。他们只能代表历史的落后势力、是文明的倒退，对国家的富强毫无补益。而当时的进步势力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务实派、洋务派，他们认为徐图自强、学习他国、改革开放者是利国利民的当务之急，而那些毫无头脑、标榜节义、自作高尚的清议派，却是政治上幼稚、事功上祸国殃民的倒退落后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