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燕王毁谤苏秦说：“苏秦是天下最不讲信义的人。大王以万乘之尊却非常谦恭地对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但这是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与小人为伍啊。”苏秦从齐国归来，燕王竟然不给他预备住处。

　　苏秦对燕王说：“我本是东周的一个平庸之辈，当初见大王时没有半点儿功劳，但大王到郊外去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显赫。现在我替您出使齐国，取得了收复十座城邑的利益，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国，可是您却不再信任我，一定是有人说我不守信义，在大王面前中伤我。其实，我不守信义，那倒是您的福气。假使我像尾生那样讲信用，像伯夷那样廉洁，像曾参那要孝顺，具有这三种天下公认的高尚操行，来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说：“当然可以。”苏秦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就不会来为大王服务了。”

　　苏秦道：“臣要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能离开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么能让他到齐国去呢?像伯夷那样廉洁，不吃白食，认为周武王不义，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国的君位，饿死在首阳山上，廉洁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肯步行几千里，而为弱小燕国的垂危君主服务呢?如果臣有尾生的信用，和女于约会在桥下，那女子没来，直到水淹上身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被淹死。讲信义到这种地步，怎么肯到齐国去宣扬燕秦的威力，并取得巨大的功绩呢?再说讲信义道德的人，都是用来自我完善，不是用来帮助他人的。所以这都是满足现状的办法，而不是谋求进取的途径。再说，三王交替兴起，五霸相继兴盛，他们都不满足现状。如果满足现状是可以的，那么齐国就不会进兵营丘，您也不能越过楚国边境，不可能窥探边城之外了。况且我在周地还有老母，离开老母来事奉您，抛开固步自封的做法，谋求进取的策略。看来我的目标，本来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满足现状的君主，而我是谋求进取的臣子，这就是因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

　　燕王说：“忠信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苏秦说：“您不知道，我的邻居中有个在远地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跟别人私通。她的丈夫眼看就快要回来了，和他私通的人很忧虑。那妻子对他的情夫说：‘你别担心，我已经准备了毒酒等着他呢。’过了两天，丈夫到家了，妻子让女仆捧着毒酒送给他丈夫。女仆知道那是毒酒，如果送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如果说出实情女主人难以避免被赶走。于是她假装跌倒，泼掉了毒酒。男主人很生气，就用竹板打她。那女仆这一倒，对上救了男主人，对下保住了女主人。忠心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仍然免不了被打，这就是因为忠信反而受到罪责的人啊。现在我的处境，恰恰不幸和那个女仆泼掉毒酒反而受罚的遭遇类似。而且我事奉大王您，尽量使信义崇高，国家获益，如今竟受罪责，我担心以后天下来事奉您的人，没有谁自信能够做到这样。况且我劝说齐王，确实没用欺诈的手段，只不过游说齐国的其它使者，没有谁像我说得那么婉转。即使他们像尧、舜一样贤明，齐国也不肯相信他们的话。”

苏秦通过列举尾生、伯夷、曾参的事迹，和一个小故事，驳斥了那些道学家们对他的指责，也说明了自己好心没有好报的处境。道学家们实际上不懂政治，正象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科学从旧道德中分离出来一样，苏秦也指出政治活动不能用普通的仁义道德来评价，如果政治活动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约，那么政治上将一事无成、毫无作为。国家与个人不一样，国家之间由于无信义可言，就必须讲实力、讲策略、讲变通。国家之间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齿的威逼利诱、暴力欺诈会经常使用，不足为奇。阴谋诡计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俩，而如果用在国家大事上，那是枭雄志士的雄才大略。何况苏秦等人违背日常道德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清名或利益。

　　其实战国时期之所以繁荣，战国策士们之所以功勋卓著，在于当时儒家思想还没有占居主流，在于策士们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儒家强调高行节义，但因此导致道德至上的虚骄之气充斥官场和社会中，而战国策士们的务实精神为国家增添了活力。善变敢说、运筹谋划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张扬人的智力、个性和气度，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以辞锋相争，以智谋相夺，没有遮蔽道德虚饰的战国策士们的这种进取有为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卫道士们，标榜高行节义，却由于囿于教条而不能成事，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处理国际事务，甚至有的虚伪透顶，明里拿道义作攻击人的幌子，暗里玩弄权术诡计、大行尔虞我诈之本领。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害倒是这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