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问太公说：“圣人治理天下应遵循什么原则？”太公答道：“无需忧虑什么，也无需制止什么，天下万物就能各得其所；不去制止什么，也不去忧虑什么，天下万物就会繁荣滋长。政令的推行，要使民众在不知不党中受到感化，就象时间在不知不党中自然推移那样。圣人遵循这一原则，则天下万物就会被潜移默化，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种从容悠闲无为而治的政治，君主必须反复探求。既已探求到了，就不可不藏于心中；既已藏于心中，就不可不贯彻执行；既已贯彻执行，就不必将其中的奥秘明告世人。天地不宣告自己的规律，而万物自会按其规律生长；圣人不炫耀自己的英明，而自能成就辉煌的功业。

　　“古代圣人把人们聚集起来组成家庭，把许多家庭聚集起来组成国家，把许多国家聚集起来组成天下。分封贤人为各国诸侯，把这一切叫做治理国家的纲纪。宣传弘扬教化，顺应民俗民情，移风易俗，把邪僻转化为正直，各国的习俗虽然不同，但能使民众安居乐业，人人尊敬爱戴君主，这就叫做天下大定。唉！圣人致力于清静无为，贤君致力于端正身心，愚昧的君主不能端正身心，所以会与民众抗争。君主政令烦多，就会导致刑罚繁苛，刑罚繁苛就会造成民众忧俱；民众忧惧，就会流散逃亡。上下不安生业，社会长期动乱不休，这就叫做政治大失。天下人心的向背如同流水，阻塞它就停止，开放它就流动，安静它就清彻。唉！真是神妙啊！只有圣人才能看到它的萌芽，并进而推断出它的结果。”

　　文王问：“怎样才能使天下安静呢？”

　　太公答道：“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民众有经常从事的生业。君主能同民众共安生业，天下就会安静。所以说最好的政治是顺应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扬政教以感化民众。民众被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民众无需施舍就能丰衣足食、这就是圣人的德治。”

　　文王说：“您的话深合我意，我将朝思夕念，时刻不忘，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

本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无为而治”。汉初“文景之治”的出现，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结果。

　　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几乎耗尽了民众的脂膏，接着又是长达七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田园遭践踏，庐舍被焚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经济残破，人口锐减，人民贫穷到了极点，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刘邦及其文臣武将，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对民众的疾苦，有着较深切的感受。他们作为农民军的领袖，转战南北，亲眼目睹了强大一时的秦王朝土崩瓦解的全过程，对秦朝灭亡有着极深的感触。因此，在汉朝建立后，调整统治政策，选取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曹参任齐相时，“其治要用黄老术”，“大称贤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朝相国，在全国提倡黄老之学。汉文帝、汉景帝等人，都笃信黄老之术，使汉初六十多年形成了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黄老政治。其核心内容是轻摇、薄赋、节俭、省刑，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汉初两次下令免奴婢为庶人，使相当数量的奴婢获得自由。刘邦还下达了“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和“复故爵田宅”的诏令，增加了劳动力，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汉初赋税和徭役同秦朝比，减轻了许多。从高帝到文、景，田租、口赋、算赋逐年减轻，甚至有时全部免掉。汉初的摇役，

　　规模小，又有节制，从不超期，从而给劳动人民提供了较充足的劳动时间，对社会的安定也起了重要作用。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劝课农桑，文帝多次指出农为“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因此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同时，文、景等皇帝以身作则，大力提倡节俭之风，认为“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

　　汉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很快走上了复苏之路。“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室。风流笃厚，禁网疏阔”，出现了一派和平安宁兴旺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