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大臣改变了相互正常的位次就称为逆，贤与不贤的人职爵贵贱无别就称为乱，违反了服役务农的时节规律就称之为逆，滥行生杀赏罚之权就叫暴戾。违反了君臣的正常位次就使国家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混乱了贤与不贤人的贵贱位序就会使之各自迷失本身的身份职守，动静违逆时令，就会失去上天的保佑，君主暴戾就会失去民心。国家失去根本就会受以重创，贤与不贤的人迷失了各自身份职守就会发生僭越侵权之事，失去天佑则会有饥馑凶荒，失去民心就会遭到天下的憎恨。进退动静，都必须以天道作为法则。天道不远，人事的一切举措都应与之协调。

　　君臣各安其位就叫位次整肃，贤与不贤的人各安其位就叫贵贱正定，耕战参合于天时地利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上下安定则国家就有了存在的保证，万事治理会更好地招揽人才，政令清明会得到天助，国家强大则威慑天下。参合于天地，顺应于民心，文德武德并举，君主就会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

　　深刻体会上述四项准则，大可平定天下，小可安治一国。在内政的治理上能够执道循理而在军事外交上却诛禁不当，则治国之功仍有所损。如在内政的治理上反义逆理，而只是在军事外交上诛禁得当，那么征伐之功也会失去。倘若内政外交的处理上都违背天道人理，这就是最大的祸殃，君主将身陷危难，还有被杀的危险，并且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如果内政外交皆顺应天道人理，则内绩武功都不会失去，而且亦无后患。

　　名不副实，这是不宜取的，顺天道，这是动的特征。中人理，这是静的特质。执守天地之道，遵循人事之理，必须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并沿这条路去安排内政和外交。在征伐有罪之国时，必须符合天道。背盟弃义则进退窘困，征伐行动不合于天意则必受损伤。顺于天理、合于天当，则战争一旦发生，即使不能取得战功，也不会有什么灾祸。

　　不要从死亡的角度去阻止新生，不要从永生的角度去阻止死亡，也不要虚张声势徒有虚名。名声超过实际其结果反而是无名。在阳气极盛时，反有阴气孕育着，在阴气极盛时，却有阳气萌生着，这种现象，便称作变异的阴阳规律。阳气萌生于内，已经出现变异的阴阳定律，又不能及时摆正具体对策位置，那么大则国家败亡，小则殃及自身。因此在阳极阴生时，要果断地讨伐开始走向衰落之阳，而在阴极阳生时，要及时扶植新生之阳。天当有定数，这就是至极时就开始走向反面，盛极时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不仅是天地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逆、顺两种阴阳定律都同样是天道决定的，但人类相应的对策却不同。详细说明逆、顺两种定律，这就是在总体上把握了道的准则。强盛的向弱小的表示谦卑，那么有什么国家不能战胜呢？高贵的向卑贱的表示虚心谦卑，那么什么人不能归附呢？贤人向不贤的人表示虚心谦卑，那么国家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呢？

　　规用来画圆，矩用来画方，悬用以测端正，水用以测水平。用尺寸度量小大短长，用权衡称量轻重，用斗石量多少，用绳准来测度曲直。以上八种度量标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的准则。日月星辰都遵循着固定的运行周期，四时更迭都有一定的次序，自然界的消息盈虚进退出入自有一定的守则，事物的适度与非适度自有分际，这些都是天道自有的法则。地势高下各有定位，不至隐蔽不明。土地肥瘠不同，不至隐匿不清，这些都是地道所含的法则。国君臣子都各居其位，士人也得其所哉，擢用贤能量才授官，治理百姓秉公办事，这是人道所应守的法则，是非善恶各有名分，背于道理或合于道理自有客观情形作依据，真实虚假自有事实来判定，君主只要掌握上述准则，就可以成为天下的楷模。

　　顺应天道，诛伐必然要灭亡的国家，这叫“武”。在武功杀伐之后继之以文德安抚，这样就会有成功，而使用二分文德一分武功就可以称王天下。像那种弃天道、背离人理、处于悖逆之位而尚不省悟的君主，必有杀身之祸。守雌节者虽无忧患却能居安思危，祸患未至却能随时警惕，这便是雌节的含义。而恃雄节者却正相反，祸患已经临头还丝毫意识不到。名声与功绩相符，所以才能长存久安。名声与功绩不相符，名声超过实际，这就弃失了天道，最终必有祸患。厚积黄金珠玉而不分他人，这是惹怨的祸根。盛置女乐珍玩而蛊惑其心，这是生乱的开始。保守惹怨的祸根，培养生乱的苗头，即便有圣人在他的国家，也仍然难以为这样的君主出谋划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