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参於义而致於时。时日之书，众多非一，略举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夫祸福随盛衰而至，代谢而然。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祸福自至，则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惧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连年不悟也。
《葬历》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夫葬，藏棺也；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与棺何别？敛与葬何异？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独求吉。如以墓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钧也。治木以赢尸，穿土以埋棺，治与穿同事，尸与棺一实也。如以穿土贼地之体，凿沟耕园，亦宜择日。世人能异其事，吾将听其禁；不能异其事，吾不从其讳。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刚柔；刚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刚柔，月之奇耦，合於《葬历》，验之於吉，无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数，案其葬日，未必合於历。
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鲁小君以刚日死，至葬日己丑，刚柔等矣。刚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当以雨之故，废而不用也。何则？雨不便事耳，不用刚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鲁人之意，臣子重慎之义也。今废刚柔，待庚寅日中，以为吉也。《礼》：“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验之《葬历》，则天子、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时，可谓衰矣！隐、哀之间，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见所讳，无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备具，孔子意密，《春秋》义纤，如废吉得凶，妄举触祸，宜有微文小义，贬讥之辞。今不见其义，无《葬历》法也。
祭祀之历，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杀之日固凶，以杀牲设祭，必有患祸。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尝见鬼之饮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虽非死人，其事之礼，亦与死人同。盖以不见其形，但以生人之礼准况之也。生人饮食无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审有知，与人无异，则祭不宜择日。如无知也，不能饮食，虽择日避忌，其何补益？实者，百祀无鬼，死人无知。百祀报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无福，不祭无祸。祭与不祭，尚无祸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损益？如以杀牲见血，避血忌、月杀，则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不择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冬月断囚亦数千人，其刑於市，不择吉日，受祸者，未必狱吏也。肉尽杀牲，狱具断囚。囚断牲杀，创血之实，何以异於祭祀之牲？独为祭祀设历，不为屠工、狱吏立见，世俗用意不实类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讳，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
《沐书》曰：“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夫人之所爱憎，在容貌之好丑；头发白黑，在年岁之稚老。使丑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爱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发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实等也。洗、盥、浴不择日，而沐独有日。如以首为最尊，则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发为最尊，则栉亦宜择日。栉用木，沐用水，水与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独择日。如以水尊於木，则诸用水者宜皆择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则用火者宜皆择日。且使子沐，人爱之；卯沐，其首白者，谁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爱，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兽兔也。鼠不可爱，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谁使可爱？卯日沐，谁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无吉凶，为沐立日历者，不可用也。
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夫衣与食俱辅人体，食辅其内，衣卫其外。饮食不择日，制衣避忌日，岂以衣为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衣服，货也。如以加之於形为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无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详也。且夫沐去头垢，冠为首饰；浴除身垢，衣卫体寒。沐有忌，冠无讳；浴无吉凶，衣有利害。俱为一体，共为一身，或善或恶，所讳不均，欲人浅知，不能实也。且衣服不如车马。九锡之礼，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作车不求良辰，裁衣独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轻重之实也。
工伎之书，起宅盖屋必择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体，何害於岁月而必择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恶之，则夫装车、治船、着盖、施帽，亦当择日。如以动地穿土神恶之，则夫凿沟耕园亦宜择日。夫动土扰地神，地神能原人无有恶意，但欲居身自安，则神之圣心，必不忿怒。不忿怒，虽不择日，犹无祸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恶人动扰之，则虽择日，何益哉？王法禁杀伤人，杀伤人皆伏其罪，虽择日犯法，终不免罪；如不禁也，虽妄杀伤，终不入法。县官之法，犹鬼神之制也；穿凿之过，犹杀伤之罪也。人杀伤，不在择日，缮治室宅何，故有忌？
又学书讳丙日，云：“仓颉以丙日死也。”礼不以子卯举乐，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书，子卯日举乐，未必有祸，重先王之亡日，凄怆感动，不忍以举事也。忌日之法，盖丙与子卯之类也，殆有所讳，未必有凶祸也。堪舆历，历上诸神非一，圣人不言，诸子不传，殆无其实。天道难知，假令有之，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讳何祸？王者以甲子之日举事，民亦用之，王者闻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与己相避，天神何为独当责之？王法举事，以人事之可否，不问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礼》曰：“内事以柔日，外事以刚日。”刚柔以慎内外，不论吉凶以为祸福。
葬历上说：“下葬要避开九空、地臽以及日子的刚柔，月份的奇偶。日子吉利没有妨害，刚日柔日配合得当，单双月相适应，这才是下葬的吉利日子。不符合这种日子，就会转变为凶恶的日子。”下葬，是埋棺材；装殓，是装尸入棺。人刚死要将尸体装在棺材中，不久要将棺材埋到坟墓里。坟墓和棺材有什么区别呢？装殓同下葬有什么不同呢？装殓尸体于棺材中不避开凶日，唯独下葬于坟墓中要选择吉日。如果以墓为重要，墓，就是土；棺，就是木。从五行的本性来看，木和土是一样的。
制棺材用来装尸体，破土用以埋棺材，制棺与破土同样都是事情，尸体和棺材同是一回事。如果认为破土损害了地之体，那么挖沟耕园，也应当选择日子。世人能说明装尸入棺和埋棺入墓的区别，挖土和开沟的区别，我将相信这些禁忌；不能说明这些区别，我将不相信这些忌讳。日子吉利不凶，又要求日子的刚柔相配，刚柔已经配合了，又要求月份的单双。下葬讲究日子的刚柔相配，月份的单双相应，虽然符合于葬历的规定，但是用古代的事实来验证，却与葬历不相符合。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春秋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了的要以千百数来计算，考察他们下葬的日子，不一定都符合葬历上的规定。
又说：“下雨不能下葬，在庚寅日的中午才下葬。”假如鲁小君在刚日死，到下葬的日子是己丑，那么刚柔日相合。刚柔相合，就是好日子。没有葬成，是为了避雨。如果是好日子，就不该由于下雨的缘故而废弃不用。为什么呢？下雨只是对下葬有些不方便罢了，不在刚柔相合的吉日下葬，会遭到大凶而不吉利，为了下葬方便而故意触犯凶日，这既不符合鲁国人的本心，也不符合臣子对葬礼应该重视和谨慎的道理。现在废弃刚柔相合的吉日不用，等待庚寅日的中午下葬，这是把晴天当作吉日了。
《礼记》上说：“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卿、大夫、士死后三个月下葬。”假如天子正月死，七月下葬；二月死，八月下葬。诸侯、卿、大夫、士死后也都按《礼记》的规定办理。如果用葬历来检验，那么天子、诸侯下葬的月份和死的月份对照，总是奇月对上奇月，偶月对上偶月。没落的时代喜好迷信禁忌，不贤能的君王喜好祈求福佑。春秋时期，可以说是很衰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这段时期，不贤能的君王多极了。然而埋葬的日子，不见有什么忌讳，是因为那时没有禁忌的缘故。周文王的时代，各种制度都具备了，孔子制定的礼仪极其周密，《春秋》上的道理很细致，如果鲁国人由于废弃吉日不用而遇到凶祸，胡乱做事而遭灾祸，那么《春秋》上应当有含蓄的批评和轻视的议论以及指责讥讽的言辞。现在从《春秋》上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可见当时是没有葬历上的那套规定的。
有关祭祀的历书，也有吉凶日的规定。假如血忌、月杀的日子确实凶，那么在这两个忌日杀牲畜来给鬼神上供品，一定会有灾祸。祭，就是供东西给鬼吃；鬼，就是死人的精气变的。如果不是死人的精气变的，人们就不会用食品上供，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鬼吃的东西。这是把供养活人的做法类推到供奉死人上，把侍奉人的做法类推到侍奉鬼上，看到活人要吃东西，人死了变鬼，应当仍就能吃东西，触及到与死人有关的东西就会引起对死去的亲人的思念，所以就祭祀鬼。至于对其他各种鬼神的祭祀，虽然它们不是死人变的，祭祀它们的礼节也与祭祀死人相同。这大概是由于看不见鬼神的形体，因此只能以对待活人的礼节进行类比用来对待鬼神。
活人吃东西没有禁忌的日子，鬼神吃东西为什么有禁忌的日子呢？如果鬼神果真有知，和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么祭祀鬼神就不应当选择日子。如果鬼神无知，不能吃东西，即使选择日子进行避忌，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祭祀并没有什么鬼，死人也无知。各种各样的祭祀是为了报功，表示不忘记先人的恩德；对待死者和侍奉活人一样，是表示不背弃死去的人。祭鬼不会得福，不祭也没有灾祸。祭与不祭，尚且没有什么祸福，何况日子的所谓吉凶，怎么能带给人福祸呢？
如果由于宰杀牲畜要见血，应当避开血忌、月杀日，那么活人吃六畜，也应当避开忌日。全国的屠宰铺，每天宰杀的六畜有好几千头，不选择吉日凶日，先死的，不一定是屠工。天下犯死罪的人，到冬季处决也是好几千人，在市上处决他们，不选择吉日，遭受灾祸的，不一定是狱吏。肉卖完了就要杀牲口，定案完备了就处决犯人。犯人被处决牲口被宰杀，被杀流血的情况，与用来祭祀的牲畜被杀流血有什么区别呢？偏偏为祭祀制定历书，不为屠工、狱吏规定吉凶日，这是世间习俗用意不完备充实的地方。祭祀不该祭祀的根本不存在的鬼，又迷信不该相信的那些忌讳，抱着两种错误去祈求一种福佑，是不能获得的。
沐书上说：“子日洗头，让人喜爱；卯日洗头，会使人的头发变白。”
人的喜爱与不喜爱。在于容貌的美丑；头发的白与黑，在于年龄的幼老。如果貌丑得像嫫母一样，即使在子日洗头，能得到别人的喜爱吗？让十五岁的女孩子在卯日洗头，能使她的头发变白吗？况且“沐”是为了洗去头上的脏东西。“洗”是除掉足上的脏东西，“盥”是除掉手上的脏东西，“浴”是除掉身上的脏东西，都是洗去同一个身体上的脏东西，它们是同一回事。洗足、洗手、洗身不选择日子，而唯独洗头要有禁忌的日子。
如果因为头最尊贵而认为洗头要选择日子，那么洗澡时也要洗脸，脸也是头的一部分，也应该选择日子了。如果认为头发最尊贵，那么梳头也应该选择日子了。梳头用木，洗头用水，水与木，都是五行之物。用木不避忌日子，用水唯独要选择日子。如果认为水比木尊贵，那么所有用水的事情应当都要选择日子。而且水不如火尊贵，如果一定要根据尊卑来定，那么用火的事情应当都要选择日子。况且使得在子日洗头让人喜爱他，卯日洗头他的头发变白的是谁呢？子的本性，属水；卯的本性，属木。水并不可爱，木的颜色也不是白的。代表子的动物是鼠，代表卯的动物是兔。鼠并不可爱，兔毛的颜色也不是白的。在子日洗头，谁让他变得可爱呢？在卯日洗头，谁让他的头发变成白的呢？照此说来，洗头的日子并没有什么吉凶的区别，为洗头规定日历的办法，不可以采用。
裁剪衣服也有选择日子的书，书上也规定了吉凶的日子。凶日缝制衣服就有灾祸，吉日缝制衣服就会有福。衣服和饮食都是用来辅助人体的，饮食辅食体内，衣服防护体外。饮食不择日子，缝制衣服却要避开忌日，难道认为衣服对于人的身体更为重要吗？人生最重要的事，没有比饮食更重要的了，所以八种政务的第一件是饮食，第二件是财货。衣服，属于财货。如果认为穿戴在身上的就尊贵重要，在人身上的东西，没有比帽子更尊贵的了。制帽子没有禁忌，裁剪衣服有忌讳，这是对尊贵的反而轻视，对低贱的反而重视了。
洗头是洗去头上的污垢，帽子是头上的装饰品；洗澡是洗去身上的垢泥，衣服是防护身体受寒。洗头有忌讳，制帽子却没有忌讳；洗澡没有吉凶的日子，缝制衣服却有或好或坏的时候。都是一个身体，全在一个人身上，有的忌讳有的不忌讳，所忌讳的太不均匀，俗人的智识浅薄，是不能加以判断的。而且衣服也不如车马重要。九锡之礼第一件是车马，第二件才是衣服。造车不要求选择吉利日子，裁剪衣服唯独要选择吉日，俗人所看重的，完全违背了轻与重的实情。
工伎之书，规定了起宅盖屋必须选择日子。房屋遮盖人的形体，住宅居住人的身体，对于岁神月神有什么损害而一定要选择日子呢？如果由于宅屋遮盖人的身体而鬼神厌恶它，那么人们装配车子、造船、打伞、戴帽也应当选择日子了。如果因为动地破土而使鬼神厌恶，那么人们开沟耕园也应当选择日子了。触动土地惊扰了土地神，土地神能弄清人并没有恶意，只不过想有居息安身的地方，那么鬼神的善心就一定不会忿怒。鬼神不忿怒，即使不选择起宅盖屋的日子，仍然是没有祸患的。
如果土地神不能弄清人的本意，果真厌恶人触动土地惊扰了它，那么即使是选择了日子又有什么好处呢？王法禁止杀人伤人，杀人伤人的人都要按照罪行受到应有的制裁，即使选择日子犯法，终归不能免去他的罪行。假如王法不禁止杀人伤人，即使胡乱杀人伤人，最终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天子的法律，如同鬼神的法律；破土开沟的过错，如同犯了杀伤罪一样。人杀伤了人犯不犯法不在选择日子；修建房屋，为什么就有忌讳呢？
此外学习写字忌讳丙日，说是因为仓颉是在丙日死的。周礼规定不在子日、卯日奏乐，因为殷纣、夏桀是在子、卯日死的。如果在丙日写字，在子、卯日奏乐，不一定会有祸，是为了尊重先王的亡日，心情悲哀有所感动，不忍心奏乐办事。忌日的规定，就是丙日与子日、卯日这一类，可能有什么忌讳，不一定有凶祸。有一种堪舆历，历书上的各种鬼神不止一种，圣人不讲它，诸子不传它，大概是没有那种事实。
天道很难了解，假设有各种鬼神，鬼神主宰的日子，忌讳它有什么福？
不忌讳它有什么祸呢？君王在甲子日办事情，老百姓也在这一天办事，君王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用法律惩治百姓。既然君王不责怪老百姓不回避自己办事的日子，那么鬼神为什么偏要责备老百姓呢？按照王法办事要看对人是否方便，不必过问日子的吉凶。孔子说：“占卜他的墓穴墓地而安葬他”。《春秋》上记载祭祀不讲占卜日子。《礼记》说：“内事在柔日办理，外事在刚日处理。”区别刚日和柔日，是为了慎重地对待内事和外事，并不是认为刚日、柔日本身有吉凶，会造成什么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