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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志·卷六十二

      ◎河渠四

      ○运河下 海运

      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皂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经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嘉靖末防倭,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兴钟溪之水入之。又西,直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一由三思桥,一由仁智桥,皆入运。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徒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於江,与瓜步对。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历嘉而苏,众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以达扬泰。

      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永乐间,修练湖堤。即命通政张琏发民丁十万,浚常州孟渎河,又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镇,千二百馀丈。已,复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达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正统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旧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置车。”诏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缩。八年,武进民请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浚孟渎。巡抚周忱定议浚两河,而罢北新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而常、镇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间,漕河复淤,遂引漕舟尽由孟渎。三年,御史练纲言:“漕舟从夏港及孟渎出江,逆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德胜直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直,由此两岸横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书石璞措置。会有请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以避孟渎险者。镇江知府林鹗以为迂道多石,坏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闸、甘露坝,道里近,功力省。乃从鹗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坝,置石闸以蓄泉。亦从其请。而浚德胜河与凿港之议俱寝。然石闸虽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言,粮艘从镇江里河为便。帝以为然,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抚崔恭又请增置五闸。至成化四年,闸工始成。於是漕舟尽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渎河口与瓜、仪诸港俱三年一浚。孟渎宽广不甚淤,里河不久辄涸,则又改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部臣复陈夏港、孟渎远浮大江之害,请亟浚京口淤,而引练湖灌之。诏速行。正德二年复开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十四年从督漕都御史臧凤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无阻者五十馀载。

      万历元年又渐涸,复一浚之。岁贡生许汝愚上言:“国初置四闸: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吕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阳至镇江蓄为湖者三:曰练湖,曰焦子,曰杜墅。岁久,居民侵种,焦、杜二湖俱涸,仅存练湖,犹有侵者。而四闸俱空设矣。请浚三湖故址通漕。”总河傅希挚言:“练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无益。”其议遂寝。未几,练湖复淤浅。

      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复练湖,浚孟渎。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於京口旁别建一闸,引江流内注,潮长则开,缩则闭。御史尹良任又言:“孟渎渡江入黄家港,水面虽阔,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以达湾头、高邮仅二百馀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风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夹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林应训又言:“自万缘桥抵孟渎,两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难免。宜於万缘桥、黄连树各建闸以资蓄泄。”又言:“练湖自西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阳,堤名练塘,又曰练河,凡四十里许。环湖立涵洞十三。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洪武间,因运道涩,依下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以济运,后乃渐堙。今当尽革侵占,复浚为湖。上湖四际夹阜,下湖东北临河,原埂完固,惟应补中间缺口,且增筑西南,与东北相应。至三闸,惟临湖上闸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闸,更设减水闸二座,界中、下二闸间。共革田五千亩有奇,塞沿堤私设涵洞,止存其旧十三处,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闭塞,毋得私启。盖练湖无源,惟藉潴蓄,增堤启闸,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济运。臣亲验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来,惧其易泄;下湖地平衍,仅高漕河数尺,又常惧不盈。诚使水裕堤坚,则应时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议。

      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捴谦复言:“练湖中堤宜饬有司春初即修,以防冲决,且禁势豪侵占。”从之。十七年浚武进横林漕河。

      崇祯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漕河议》,言:“神庙初,先臣宝著《漕河议》,当事采行,不开河而济运者二十馀年。后复佃湖妨运,岁累畚锸。故老有言,“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是可知挑河无益,蓄湖为要也。今当革佃修闸,而高筑上下湖围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闸座非仅京口、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节节有闸,皆废去,并宜修建。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胜村溪之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之小闸口,皆应急修整。至奔牛、吕城之北,各设减水闸。岁十月实以土,商民船尽令盘坝。此皆旧章所当率由。近有欲开九曲河,使运船竟从泡港闸出江,直达扬子桥,以免瓜洲启闸稽迟者,试而后行可也。回空粮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庄设闸启闭。数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议不果行。

      江漕者,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而会於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饷辽卒者,从仪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饷梁、晋者,亦从仪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凡十有三。浚扬子桥河至黄泥湾九千馀丈。永乐间,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仪真坝河,后定制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渎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间,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请,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中,建闸於仪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复开之,既又於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二县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为业,真、扬之间运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复五塘。从之。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言:“仪真江口,去闸太远,请於上下十数丈许增建二闸,随湖启闭,以截出江之船,尽令入闸,庶免迟滞。”疏上,议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浙漕间道也。自陈瑄始开。宣德间,从赵新、陈祚请,命瑄役夫四万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正统四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永乐间,废东坝为厂,以贮材木,止存西港七坝。漕舟失泊,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乃复浚东港。既而巡抚周忱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漕舟稍分行。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

      卫漕者,即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达天津。自临清以北皆称卫河。详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济河。源出塞地,经密云县雾灵山,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会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经通州,合通惠及榆、浑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赖以通漕。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耎儿渡者,在武清、通州间,尤其要害处也。自永乐至成化初年,凡八决,辄发民夫筑堤。而正统元年之决,为害尤甚,特敕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随宜区画,发五军营卒五万及民夫一万筑决堤。又命武进伯朱冕、尚书吴中役五万人,去河西务二十里凿河一道,导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赐河名曰通济,封河神曰通济河神。先是,永乐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迨通济河成,决岸修筑者亦且数四。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凿。由大通桥东下,抵通州高丽庄,与白河合,至直沽,会卫河入海,长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闸,蓄水济运,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渐废。

      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岸。”命发军民修治。明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从之。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

      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又有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议,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相度。上言:“旧闸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经山陵,恐妨地脉。又一亩泉过白羊口山沟,两水冲截难引。若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庐墓,水浅河窄,又须增引别流相济。如西湖草桥源出玉匠局、马跑等地,泉不深远。元人曾用金口水,汹涌没民舍,以故随废。惟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於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随旱涝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会以灾异,诏罢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万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张家湾河道,则以渐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议。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闸四,漕舟稍通。然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正德二年尝一浚之,且修大通桥至通州闸十有二,坝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言:“通惠河屡经修复,皆为权势所挠。顾通流等八闸遗迹俱存,因而成之,为力甚易,岁可省车费赀二十馀万。且历代漕运皆达京师,未有贮国储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为然,命侍郎王軏、何诏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桥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达京城,诸闸可尽罢,然未易议也。计独浚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皆闤阓衢市,不便转挽。惟白河滨旧小河废坝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坝,宜修筑之,使通普济闸,可省四闸两关转搬力。”而尚书桂萼言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一清言:“因旧闸行转搬法,省运军劳费,宜断行之。”璁亦言:“此一劳永逸之计,萼所论费广功难。”帝乃却萼议。

      明年六月,仲报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艌,俱宜酌处。”帝以先朝屡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阅月工成,诏予赏,悉从其所请。仲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为经久计。从之。九年擢栋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时,仲出为处州知府,进所编《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馆,采入《会典》,且颁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达京师,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蓟州河者,运蓟州官军饷道也。明初,海运饷蓟州。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言:“南京并直隶各卫,岁用旗军运粮三万石至蓟州等卫仓,越大海七十馀里,风涛险恶。新开沽河,北望蓟州,正与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径,且水深,其间阻隔者仅四之一,若穿渠以运,可无海患。”下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行视可否。胜等言便,遂开直沽河。阔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鸦鸿桥河道,造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言:“直沽东北新河,转运蓟州,河流浅,潮至方可行舟。边关每匮饷,宜浚使深广。”从之。初,新河三岁一浚。嘉靖元年易二岁,以为常。十七年浚殷留庄大口至旧仓店百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者,浚自成化间,运粟十馀万石以饷蓟州东路者也。后堙废,饷改蓟州给,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从御史鲍承荫请,复之,且建三闸於北济、张官屯、鸦鸿桥以潴水。

      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起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浅三十里难行。隆庆六年大浚,运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四万石,遂成流通。万历元年复疏巩华城外旧河。

      海运,始於元至元中。伯颜用朱清、张瑄运粮输京师,仅四万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万馀石。初,海道万三千馀里,最险恶,既而开生道,稍径直。后殷明略又开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风利,自浙西抵京不过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汤和造海舟,饷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运莱州洋海仓粟以给永平。后辽左及迤北数用兵,於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馀艘,运粮数十万。赐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有差,民夫则复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辽东军饷赢羡,第令辽军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馀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小船转运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於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黄,陆运赴卫河,入通州,以为常。陈瑄上言:“嘉定濒海,当江流之冲,地平衍,无大山高屿。海舟停泊,或值风涛,触坚胶浅辄败。宜於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诏从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赐名宝山。御制碑文纪之。

      十三年五月复罢海运,惟存遮洋一总,运辽、蓟粮。正统十三年减登州卫海船百艘为十八艘,以五艘运青、莱、登布花钞锭十二万馀斤,岁赏辽军。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其说未行。弘治五年,河决金龙口,有请复海运者,朝议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粮二万石,溺死官军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总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涩,言:“海运虽难行,然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无险,所当讲求。”帝以海道迂远,却其议。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言:“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皆可湾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间开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风。初允其议,寻以御史刘翾疏沮而罢。是年,从给事中胡应嘉言,革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邳河淤,从给事中宋良佐言,复设遮洋总,存海运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岛人商贾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胶各运米麦至天津,无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命量拨近地漕粮十二万石,俾梦龙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历竹岛、宁津所、靖海卫,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西历宁海卫,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岛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西历桑岛、〈山母〉屺岛,自〈山母〉屺西历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自海仓西历淮河海口、鱼儿铺,西北历侯镇店、唐头塞;自侯镇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荫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当嘉靖中,廷臣纷纷议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言:“在昔海运,岁溺不止十万。载米之舟,驾船之卒,统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运辄主丘浚之论,非达於事者也。”

    译文

    长江南面的运河,从杭州北郭务到谢村北面,有十二里洋,有塘栖,德清之水流入其中。

      越过北陆桥进入崇德地界,经过松老到达高新桥,海盐支河通到运河。

      绕过崇德城南,转而向东北,到达小高阳桥束面,经过石门塘,转而向东,是王湾。

      到了卑林,水深的地方达到一丈。

      经过永新,进入秀水地界,越过陡门镇,向北为分乡铺,稍稍向东为绣塔。

      向北经由嘉兴城西转而再向北流,出了杉青三处闸门,到达王江泾镇,松江运输的船从束来会合于此。

      向北是平望驿,向东到达莺脰湖,湖州运输船从西出于新兴桥会合于此。

      向北到松陵驿,经由昊江到三里桥,向北有震泽,向南有黄天荡,水势浩大,夹浦桥多次修建。

      向北经过苏州城东鲇鱼口,河水经由盘塘流入其中。

      向北到达枫桥,从射渎经过游墅关,经过白鹤铺,是长洲、无锡两邑的地界。

      锡山驿水深仅可浮瓦砾。

      经过黄埠,到达洛社桥,江阴九里河的水与此相通。

      西北为常州,漕河从前穿城而过,从柬水门进,经由西水门出去。

      嘉靖末年,为防御倭寇入侵,改从南城护城河经过。

      江阴,顺着塘河水经由城柬通过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兴锺溪的水流入其中。

      又向西,直渎水流入其中,又向西是奔牛、吕城二闸门,常州、镇江地界于其中,都有月河来辅助控制和排泄,后来一并废弃。

      它的南面是金坛河,溧阳、高淳的水出于此。

      丹阳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黄泥坝,从前都建置有闸门。

      练湖水高于漕河数丈,一处经由三思桥,一处经由仁智桥,都流入运河。

      向北经过丹徒镇,有猎婆滩多细软的浮沙。

      丹徒以上的漕运河道,根据江水的涨落而或盈或涸。

      经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堤绵延二十丈,可以藏舟避风,从这里泛舟于长江,与瓜步相对。

      从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余里,全都是平稳水流。

      经过嘉兴和苏州,众多水流所聚集,到常州以西,地势逐渐高仰,水浅容易排泄,涨满和干涸不固定,时而疏通时而堵塞,常常同时取道孟渎、德胜两河,向东泛舟于大江,以到达扬州、泰州。

      洪武二十六年,曾经命令崇山侯李新开通溧水胭脂河,用来通畅浙江漕运,避免丹阳运送物资和大江风浪的危险。

      而三昊的谷粮,必定经由常州、镇江。

      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丞乐年间,修筑练湖堤岸。

      就命令通政张跶调集民工十万,疏通常州孟渎河,又疏通兰陵沟,往北到达孟渎河闸,六干余丈,往南到达奔牛镇,一千二百余文。

      随后又疏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使到达长江。

      漕运之船从奔牛逆行于京口,河水干枯就改道从垂遗往右直奔瓜洲,到达白塔,以此为常规。

      童德六年,依从武进百姓的请求,疏通德胜新河四十里。

      八年,工程竣工。

      漕运之船从德胜北进入长江,直达泰兴的北新河。

      从泰州坝到达扬子湾进入漕河,比照经由白塔来更加方便。

      于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一起畅通,都可以通航运输了。

      正统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说:“从新港到奔牛,漕河一百五十里,从前有水车卷起长江潮水灌注其中,通行船只灌溉田地。

      请求支付官府之钱购置水车。”诏令允许。

      然而,三河的入江口处,都是由低而高,其水也是轮换涨满和退落。

      八年,武进百姓请求疏通德胜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求疏通孟渎。

      巡抚周忱决定疏浚两河,而停止北新的筑坝。

      白塔河的大桥闸按时开关,而常州、镇江漕河也疏通了。

      景泰年间,漕河又被淤塞,于是,导引漕运船只全部经由孟演。

      三年,御史练纲说:“漕运船只从夏港和孟滨到长江,逆水行驶三百里,纔到达瓜洲。

      德胜正对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对,从这里两岸横渡很近,应当大力疏通淤塞。”皇帝命令尚书石璞处置。

      适逢有人请求开通镇江七里港,导引金山往上流到达丹阳,用来避免孟渎险阻。

      镇江知府林鸡认为迂回水道多石头,毁坏百姓田地坟墓多,应当疏通京口闸、甘露坝,河道里程不远,人力物力减省。

      于是依从林鸡的主张。

      浙江参政胡清又想放弃新港、奔牛等坝,修建石闸来蓄积泉水。

      也依从他的请求。

      而疏通德胜河与开通港口的主张一起停止。

      然而,石闸虽然建立,蓄水却不能多得,漕运船只仍然进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说,粮船经过镇江里河最焉便利。

      皇帝认为对,命令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开通七里港口,导引长江水注入其中,并且疏通奔午、新港的淤塞。

      巡抚崔恭又请求增建五处闸门。

      到成化四年,建闸工程纔完成。

      于是,漕运船只全部经由里河,其它进入二河的船,返空的船和其它船而已。

      制定制度,孟渎河口与瓜、仪各港都是三年进行一次疏浚。

      孟渎河宽广不很淤塞,里河不久就干枯了,则又改道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工部大臣又陈述夏港、孟渎速道航行大江的害处,请求赶快疏通京口淤塞,然后导引练湖水灌注其中。

      诏令迅速施行。

      正德二年,又开通白塔河和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

      十四年,依从督漕都御史臧凤的计策,疏通常州上下里河,漕运船只畅通无阻五十余年。

      万历元年,漕河又渐渐干涸,再一次疏通它。

      岁贡生许汝愚上奏说:“建国之初设立四座闸门:叫做京口、丹徒的,防止三江水的干枯;叫做吕城、奔牛的,防止五湖水的排泄。

      从丹阳到镇江蓄积成为湖的有三处:叫做练湖、焦子、杜墅。

      时间一久,居住的百姓侵占为田耕种,焦、杜二湖全部干涸,勉强保存练湖,还是有被侵占的。

      因而四座闸门全都是空设了。

      请求疏通三湖原来的地方来通行漕运。”总河傅希挚说:“练湖已经疏通,然而,焦子、杜墅水源很少,没有益处。”他的主张于是停止。

      不久,练湖又淤浅。

      万历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求恢复练湖,疏通孟渎。

      然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求在京口旁边另外修建一座闸门,导引长江水向内注入,潮水上涨就打开,退落就关闭。

      御史尹良任又说:“孟渎通过长江流入黄家港,水面虽然广阔,长江水流很平稳,从这里到达泰兴而又到达湾头、高邮只有二百余里,可以避免瓜、仪不可揣测的灾难。

      至于京口往北通过金山而下,水上遇风有被淹没的灾难,应当挖深甘露港两岸的洲田十余里,以便利于返回般只停泊。”御史林应训又说:“从万绿桥到孟渎,两岸山势峻峭,雨水大了容易垮塌,并且畏江潮水涌起泥沙,淤塞难免。

      应当在万绿桥、黄连树各建闸门用来帮助积蓄与排放。”又说:“练湖自从西晋陈敏阻遏马林溪水,导引长山八十四溪的水来灌溉云阳,堤命名为练塘,又叫做练河,总共四十里左右。

      环绕湖边建立涵洞十三处。

      宋绍兴年问,中间设置横堤,分为上下湖,建立上、中、下三处闸门。

      八十四溪的水开始经过辰溪冲入上湖,再经由三处闸门转流入下湖。

      洪武年问,因为运道有阻滞,靠着下湖东堤建立三处闸门,凭借湖水来拯济运道,后来就逐渐被堵塞。

      现在,应当完全除去侵占,再疏浚为湖。

      上湖四边夹着小山,下湖东北边临近河道,原堤完整牢固,祇应当修补中间缺口,并且在西南增筑堤,与东北堤岸相对应。

      至于三处闸门,只有靠近湖的上闸门还是像原先那样,应当增建中、下二闸门,再建立碱水闸二座,界于巾、下二闸门之间。

      共除去土地五千多亩,堵塞沿着堤岸私自设立的涵洞,只保存其原来的十三处,用来排放湖水。

      冬春就关闭,不能私自打开。

      因为练湖没有了水源,只有依赖于蓄积,增筑堤岸打开闸门,湖水常常有余,然后可以用来补济运道。

      臣亲自查验上湖地势高仰,这是八十四溪之水流入上湖的来由,害怕它容易泄漏;下湖地势平坦宽广,仅仅高于漕河几尺,又常常害怕它不充满。

      真正使湖水充足堤岸坚固,就应该随时灌注它,河流就有全力供运输行船了。”都下交主管部门斟酌商议。

      万历十三年,镇江知府昊搦谦又说:“练湖中堤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在春初就进行修治,以防止被冲垮,并且禁止有势力的豪强侵占。”依从他的主张。

      十七年,疏通武进横林漕河。

      塞祯元年,疏通京口漕河。

      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言《漕河议》,说:“神庙初年,臣的先人姜宝撰写《漕河议》,当权者采纳施行,没有开辟河道而能拯济运河二十多年。

      后来又租佃湖地妨碍运河,每年都要受疏浚运道的拖累。

      年老有识的人说,‘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齐平’,从这可以知道挖河毫无益处,积聚湖水最为重要。

      现在,应当革除租佃,修建闸门,并且加高上下湖周围的小土堤,蓄积水使湖加深。

      况且,漕河闸座不仅仅是京日、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处处有闸座,全都已废弃,全都应当修建。

      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滕村溪的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的小闸口,都应该赶快修整。

      到了奔牛、吕城的北边,各建立减水闸。

      每年十月,用土填塞坚实,商船民船全部令其回绕堤坝。

      这都是所应当遵循的旧规。

      近来,有人想开通九曲河,使运轮船只直接从泡港闸出于长江,直达扬子桥,以避免瓜洲开闸滞留的情况,试行以后施行是可以的。

      返空粮船及官船,应当从长江通行,并且,在河庄建立闸门进行开关。

      多处工程一起施行,漕运之事就很容易了。”其主张最终没有施行。

      垄漕,是指湖广漕运船只从汉水、沔水往下到浔阳,江西漕运船只出章江、鄱阳,然后在湖口会合,和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的船只,一起在大江航行,进入仪真通江闸,然后逆行于淮、扬进入闸河。

      瓜洲、仪真之间,是运道的最关键之处。

      洪武年间,运送军粮供应辽东兵士,从仪真往上到淮安,经由盐城泛舟在海上航行;运送军粮供应梁州、晋州的,也从仪真到淮安,回绕堤坝进入淮河。

      长江口建立堤坝修建闸门,总共十三处。

      疏浚扬子桥河到黄泥湾九千多丈。

      永乐年间,疏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筑沿江堤岸。

      洪熙元年,疏浚仪真坝河,以后,规定制度,仪真坝往下到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的孟渎河全都每三年进行一次疏浚。

      宣德年问,依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的请求,疏浚黄泥滩、清江闸。

      成化年间,在仪真修建闸门连接长江河港的有三处,汀都蓄留潮水连接长江的闸门有二处。

      不久,连接长江河港的三处被堵塞。

      弘治初年,又开通它,不久,又在总港口修建闸门蓄积河水。

      仪真、江都二县之间,有官塘五处,修筑闸门蓄水,用来灌溉百姓田地,有财有势的人强占去把它作为家业,真、扬之间运道阻塞。

      嘉靖二午,御史秦钹请求恢复五处官塘。

      依从他的请求。

      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说:“仪真江口,距离闸门太远,请在上下十数丈左右增建二座闸门,根据湖水增减而开关,以便拦截出长江的船只,全都使其进入闸门,或许能避免滞留。”奏疏上呈,议定施行。

      自塔河,在泰州。

      往上通到邵伯,往下连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演河与泰兴北新河,都是浙江漕河的支河道。

      从陈管开始开通。

      宣德年问,依从赵新、陈祚的请求,命令陈瑝役使民工四万五千余人疏通它,建立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座闸门。

      正统四年,河水冲破堤防,闸门被堵塞,都督武兴因此关闭不用,仍然从瓜洲回绕堤坝。

      瓜洲的堤坝,洪武年间所修筑,总共十五处,排列于东西二港之间。

      永乐年间,废弃束坝成厂房,用来储存木材,只保存西港七坝。

      漕运船只失去了停船靠岸的地方,多次遭受大风的危险。

      英宗初年,纔又疏通东港。

      不久,巡抚周忱在白塔河的大桥闸修筑堤坝,按照一定的时间开关,漕运船只逐渐分开航行。

      自从镇江襄河开通,漕运船只出甘露、新港,直接渡过瓜洲;然而白塔、北新,都因为长珏路途危险遥远,舍弃而不经由那里。

      卫漕,就是卫河。

      源出于河南辉县,到达临清与会通河汇合,往北到达天津。

      从临清以北都称为卫河。

      详情都记载于本《河渠志》。

      白漕,就是通济河。

      源出于北方边境地区,经过密云县雾灵山,成为潮河川。

      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干河、三里河都汇合于此,名叫白河。

      往南流经通州,汇合通惠及榆、浑各河,也叫潞河。

      三百六十里,到达直沽汇合卫河流入大海,依靠它来畅通漕运。

      杨村以北,其水势居高流下,如高屋建瓴,河底多淤沙。

      夏秋洪水来临苦于水淹,冬春河水细小苦于不通畅。

      冲毁堤防、改道不定大致与黄河相同。

      更儿渡,在武清、通州之间,是格外重要的地方。

      从永乐到成化初年,一共八次溃决,便派遣民工修筑堤岸。

      然而,正统元年的决堤,造成的灾害格外严重,专门敕令太监沐敬、安逮侯柳溥、尚书李友直根据情况筹划安排,派遣五个军营的兵士五万人及民工一万人修筑演决的堤岸。

      又命令武进怕朱冕、尚书昊中役使五万人,离河玺整二十里处开凿河道一条,导引白水流入其中。

      二处工程一起竣工,人们都很便利,赐予河名叫做通济,赐予河神叫做通济河神。

      在此之前,永乐二十一年,修筑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冲决的,随时修筑作为常规。

      等到通济河完成,决堤而修筑好的也有多次。

      万历三十一年,依从工部的主张,挖通通州到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挖沙土便在两岸筑堤,用文字写定着为命令。

      大通河,是元郭守敬所开凿。

      从大通桥往东行,到达通州高丽庄,与白河汇合,到达直沽,汇合卫河流入大海,长一百六十多里。

      每隔十里建立一座闸门,蓄积水流拯济运道,其名叫做通惠。

      又因为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也叫做潞河。

      洪武年问逐渐废弃。

      丞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说:“宛平昌平西湖、景柬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处闸门,被水冲决堤岸。”命令派遣军民进行修治。

      第二年又说:“从西湖、景束到通流,共计七处闸门,河道淤塞。

      从昌平东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束流水河口一百里,应当增设十二处闸门。”依从其主张。

      不久,闸门全都被堵塞,不再通行船只。

      成化年问,漕运总兵官杨茂说:“每年从张家湾停止用船运粮,再用车转运到京都,雇金不可估量。

      旧通惠河石闸门还存在,深二尺左右,修建闸门蓄积水流,用小船分载转运很便利。”又有主张在三里河从张家湾畑墩桥以西疏通河流停靠船只的。

      下交朝廷大臣集中商议,派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观察测量。

      上奏说:“原先有闸门二十四座,通水行船。

      但是,元朝时水在宫廷围墙之外,船只能够进入城内海子湾。

      现在,水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原先的河道不能再通行。

      并且,元时人导引白浮泉往西逆流,现在经过皇陵,担心妨碍地脉。

      又一亩泉经过白羊口山沟,两条水流被冲断很难导引。

      丽城南三里河原先役有河流的源头,正统年问修筑护城河,担心雨水多了河水泛滥,于是,开通正阳桥东南低下之地,打开护城河口来排放河水,纔有三里河之名。

      从护城河口八里,开始连接浑河。

      原先,渠道两岸多有庐墓,水浅河窄,又必须增引另外的水流来贯通。

      如西湖草桥源出于玉匠局、马跑等地,泉水不深水流不远。

      元人曾经引用金口水,其水汹涌淹没百姓房屋,因此随即就废弃。

      只有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全都出于西北,顺着山脚流行,可以导引流入西湖。

      请求开通西湖的水源,关闭分流湖水的清龙闸,导引各泉水从高梁河,分流其二分之一经由金水河流出,其余则从都城外护城河流转,在正阳门束面汇合。

      城外护城河暂且关闭,使其不要流入三里河合流。

      大通桥闸河随着旱涝而开关,那么,船只就能够靠近粮仓,非常便利。”皇帝依从他的主张。

      刚刚派遣兵士役夫九万人进行修治疏通,适逢有灾异发生,诏令停止各处劳役。

      主管部门认为漕运之事重大,于是,命令四万人疏通城外护城河,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张家湾河道,也已经从中得到好处了。

      过了五年,于是诏令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和王诏督促漕运兵士疏通通惠河,依照杨鼎、乔毅前面的主张。

      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从大通桥到张家湾浑河口六十多里,疏通泉水三处,增建闸门四座,漕运船只逐渐畅通。

      然而,元朝时所导引的昌平三处泉水全被断绝不流通,仅仅导引一西湖之水,又只分流其中二分之一,河道狭窄容易被盗开而河水干涸。

      不到两年,像原先那样不通畅。

      正德二年,曾经疏通过一次,并且,修治大通桥到通州闸十二处,拦河坝四十一处。

      嘉靖六年,御史昊仲说:“通惠河屡次经过修复,都被有权有势的人所阻止。

      祇是通流等八处闸门遗迹还在,凭借遗迹而修成它,成功很容易,每年可以节省车费二十多万。

      而且历代漕运都是到达京师,没有把储藏的国粮储备在五十里以外的情况。”皇帝心里认为这样对,命令侍郎王軏、何诏及昊仲共同观察测量。

      王軏等说:“大通桥地势高于白河六丈多,假若挖深到七丈,导引白河到达京城,各处闸门可以全部取消,然而,不容易议定。

      计划祇是疏通修治河闸,但是,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过二处永门,南浦、土桥、广利三座闸门都在街市,不便于转运。

      只有白河靠近旧小河废坝西边,不足一里就到堰水小坝,应当修筑它,使其通到普济闸,可以省去四座闸门两座城门转运之力。”然而,尚书桂萼说不方便,请求改修三里河。

      皇帝交付他的奏章给大学士杨一清、张璁。

      杨一清说:“利用旧闸门使用转运的办法,省去运粮军的辛劳和耗费,应当决断施行这个办法。”张璁也说:“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桂萼所说的办法耗费多成功困难。”皇帝就拒绝了桂萼的主张。

      第二年六月,昊仲报告河道修成,接着上疏陈述五件事,说:“大通桥到通州石坝,地势高出四丈,流沙容易淤积,应当随时加以疏通修治。

      管河主事应当专门委任,不要让他兼管其它事情。

      官吏和管理闸门的人因为停止运输而被裁减的,应当恢复到原先的人数。

      庆丰上闸、平津中闸现在已经不使用,应当改建通州西水关之外。

      驳船制造费用以及每年的修治,都应当酌情处理。”皇帝认为前朝多次勘测施行都没有达到成功,昊仲等经过四个月治理工程就成功,诏令给予奖赏,全部依从他的请求。

      昊仲又请求保留督工郎中何栋专门管理这件事,作为长久之计。

      依从他的请求。

      九年,提升何栋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河道。

      这时,昊仲出任处州知府,进献所编撰的《通惠河志》。

      皇帝命令送到史馆,搜集编入《会典》,并且颁布工部刊行。

      从此以后,漕运船只直达京城,直到明朝末年。

      百姓思念昊仲的功德,在通州修建祠庙祭祀他。

      蓟州河,是运送蓟州军粮的河道。

      明朝初年,海运军粮到蓟州。

      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说:“南京同直隶各卫,每年用旗军运送军粮三万石到蓟州等卫粮仓,越过大海七十多里,风浪危险可怕。

      新开通的沽河,北面对着蓟州,正好与水套、沽河相对,南北相距四十多里而路途径直,并且水深,这中间阻挡隔绝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假若开通沟渠用来运输军粮,可以没有海运的忧患。”下交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巡行视察可否施行。

      宋胜等说很方便。

      于是开通直沽河。

      宽五丈,深一丈五尺。

      成化二年第一次疏浚,二十年再次疏浚,并且疏通鸦鸿桥河道,建立丰润县海运军粮储藏粮仓。

      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说:“直沽东北的新河,转运蓟州军粮,河流水浅,潮水到达纔可以行驶船只。

      边关常常缺乏军粮,应当疏通使其水深河宽。”依从他的主张。

      原先,新河每隔三年疏通一次。

      嘉靖元年,改为每隔二年疏通一次,将其作为常规。

      十七年,疏通殷留庄大口到旧仓店一百一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疏通于成化年问,运送粮食十多万石,供给蓟州东路的军队。

      后来,因堵塞而废弃,军粮改由蓟州供给,很不方便。

      嘉靖四十五年,依从御史鲍承荫的请求,恢复它,并且建立三座闸门在北济、张官屯、鸦鸿桥,用来蓄积水流。

      旦平河,是运送各守护皇陵官兵军粮的水道。

      起于巩华城外安济桥,到达通州渡口。

      长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塞水浅三十里很难行驶。

      隆庆六年,大力疏浚,运送给长陵等八卫军队每月军粮四万石,于是完成流通。

      万历元年,又疏通巩华城外的旧河道。

      海运,开始于元至元年间。

      伯颜任用朱清、张管运输粮食到京城,仅仅四万多石。

      这以后一天天增多,达到三百多万石。

      当初,海运航道一万三千多里,最危险可怕,随后,开辟新的航道,稍微捷近。

      后来,殷明略又开通新的航道,尤其方便。

      然而,都出于大海,如果风向有利,从浙江西到达京师不超过十天,但是,倾覆损失太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汤和制造海船,运送军粮供给北征的兵士。

      天下安定以后,征召水工运送莱州洋海仓储的粮食以供给永平。

      后来,速左及其以北多次用兵,于是,靖海侯昊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胪侯朱寿先后转运辽东的军粮,把它作为常规。

      督促江苏、浙江靠近海边的卫军大船一百余艘,运送军粮数十万石。

      赐给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各有差别,役夫便免除其家一年的赋税,淹死的人优厚抚恤。

      三十年,因为辽塞军粮有盈余,只足命令辽东兵士在驻地耕种其地,从而停止海运。

      丞乐元年,平江伯陈逭督促海运运粮四十九万余石,供应北京、辽东。

      二年,因为海运只能到达直沽,另用小船转运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设置露天粮囤一千四百所,用来扩大储蓄。

      四年,决定海运陆运同时运输。

      陈琼每年运粮一百万石,在直沽尹儿湾城修建百万石仓。

      天津卫籍兵一万人驻守。

      到这时,命令江南粮食一部分经由海运,一部分经由淮河、黄河,再陆运到卫河,进入通州,把它作为常规。

      陈坛上奏说:“嘉定靠近海边,正当长江水流的要冲,地势平坦,没有大山高地。

      海船停泊,有的遇到大风大浪,碰到坚石搁浅就损坏。

      应当在青浦用土筑成小山,树立险情标志,使驾船的人知道有所避免,而海上险要之处不会成为灾难。”诏令依从他的奏请。

      十年九月,工程竣工。

      方圆一百丈,高三十余丈。

      赐名叫宝山。

      皇帝撰写碑文记其事。

      丞乐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运,只保存一个遮洋总,运送供给辽束、蓟州的粮食。

      正统十三年,削减登州卫海船,将一百艘碱焉十八艘,用五艘运送青州、莱州、登州的布花钞锭十二万余斤,每年赐给辽东兵士。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呈上《大学衍义补》,请求寻找海运故道,与河运同时进行,大致是说:“海船一艘装运千石,大略相当于河船三只的装运量,使用的运粮兵大量减少。

      河运比起陆运的费用减省十分之三,海运比起陆运减省十分之七,即使有被淹没的灾难,然而灭省牵引役卒的辛劳、驳船捞浅的费用,以及顺着次序的守护,利与害也相抵。

      应当寻求一向懂得海运的人,请求探测考察。”他的主张没有施行。

      弘治五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堤,有人请求恢复海运,朝廷议定不同意。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役军粮二万石,淹死官军五十余人。

      五年,停止登州造船。

      嘉靖二十年,总河王以旃因为河道阻塞,说:“海运虽然难以行驶,然而,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束,南北全从内洋通行,道路捷近又无危险,所以应当重视。”垒帝认为海上运道迂回,拒绝了他的建议。

      嘉靖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说:“天津进入辽东之路,从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都可以进港湾停泊。”工部回复可以施行。

      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探测海上运道,从永平西面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是靠近海岸行船。

      其间开洋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风。

      开始,允许他的主张,不久,因为御史刘翱上奏阻止而罢除。

      这年,依从给事中胡应嘉的计策,革除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州、邳州河流淤塞,依从给事中宋良佐的计策,又设置遮洋总,保存海运遗意。

      山东巡抚梁梦龙极力论述海运的便利,说:“海运之道南从淮安到胶州,北从天津到海仓,是岛人商人出入之地。

      臣派遣士卒从淮安、胶州各运米麦到天津,没有不顺利的。

      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风顺,二十天就可以到达。

      船经由近洋,岛屿连绵,即使遇大风可以依傍,比起殷明略故道更安全方便。

      五月之前,风顺而又湿和,此时出海可以保证无忧虑。”命令酌量拨出附近地区漕粮十二万石,使梁梦龙施行此事。

      隆庆六年,王宗沐督促漕运,请求施行海运。

      韶令运送十二万石粮从淮河入海。

      这条运道,从云梯关往东北经过鹰游山、安柬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全都经过海面。

      从海洋所经过竹岛、宁津所、靖海卫,往东北转向到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往西经过宁海卫,全都经过海面。

      从福山之罘岛到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往西经过桑岛、坶屺岛;从坶屺向西经过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从海仓向西经过淮河海口、鱼儿铺,住西北经过侯镇店、唐头塞;从侯镇西北的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进入直沽,到达天津卫。

      总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毁坏运粮船七只,沉没谷米数千石,淹死士兵十五人。

      给事、御史一起上奏章纠弹其过失,停止不再施行。

      二十五年,倭寇兴起,从登州运粮供给进入朝鲜的兵士。

      山东副使于仕廉又说:“运送军粮到辽东不如经海运,海运不如经登州、莱州。

      登州、莱州渡过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顺口只有五百余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就可以到达。

      又有沙门、灶矶、皇城等岛处于其中,天然设立海水传送,停留住宿可避海风。

      由于皇城到旅顺二百里略远,得到顺风不足半日就可以渡过。

      假若从天津到辽东,则大洋无停泊之处;淮安到胶州,虽然只有三百里,但从胶州到登州千里之逮,礁石阻碍难以行驶。

      只有从登州、莱州渡海到辽东,水势便利而运输容易。”当时,全都认为他的主张是对的,然而没有施行。

      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请施行海运,特地设立户部侍郎一人督促这事,其事具载于《李长庚传》。

      塞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担任内阁中书,又陈述海运的方便,并且辑录《海运书》五卷进呈。

      命令制造海船试用。

      廷扬驾驶二只海船,装运米粮数百石,十三年六月初一,从淮安出海,十五日到达天津。

      等侯适当的风势用了五日,运行仅仅十天。

      皇帝很高兴,提升沈廷扬户部郎中,命令前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谋划。

      山东副总兵黄荫恩也上奏海运的九条意见,皇帝立即命令他监督海运。

      在此之前,宁远的军粮都是用天津船运到登州,等待东南风转运米粮到天津,又等待西南风再转运到宁远。

      沈廷扬从登州直接运送到宁逮,节省费用多。

      不久,命令他到淮安治理海运,被督漕侍郎朱大典所阻止,还是命令他改驻登州,统领宁速军粮的事务。

      十六年,加光禄少卿。

      福王时期,命令沈廷扬用海船防御长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军粮事务。

      南都已经失去,沈廷扬艰难历经于唐、鲁二王之间而死。

      在嘉靖年间,朝廷大臣纷纷建议恢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说:“在从前的海运,每年沉没粮食不止十万。

      装运稻米的船只,驾驶船只的士卒,统领士卒的官吏,都不能幸免。

      今人谋划海运总是坚守丘浚的论说,不是通达事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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