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于是，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

　　东都洛阳与题材方面的变化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引起扬雄的批评。到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世风的变化不仅导致赋的创作在题材选择和宗旨的设定方面出现新的取向，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差异。昔日以铺张扬厉、汪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赋的风貌经历了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