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这一年，他由徐州改知湖州，三月里动身，四月底到达，此诗即写于途中。到八月，他因讪谤罪下狱，也就是文学史上常提到的“乌台诗案”，这首诗作于“诗案”前夕。当时已是山雨欲来，可作者却并没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他依然沉湎于感情上的冲动，特别是在秦观这样的至交面前。

早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时，苏氏兄弟就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中。先是苏辙评论新法，使神宗不悦，于是贬为陈州学宫。苏轼更加沉不住气，连写两个详细的奏章，纵论朝廷得失。这样，政争就进一步扩大。诗人自己也知道处境已难，就索性主动请求外调，神宗准许了他。诗人从此过着一种被猜忌的生涯，九年之中，换了四个地方，始而杭州，继而密州和徐州，后来是湖州。

外调之后，诗人更觉委屈，一种愤激情绪，往往在诗词中不择地表达出来。他的亲友为他担心，在杭州时，表兄文同便在寄给他的诗中作了最直率的规戒，劝他“北客南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但是，诗人这段时间的作品，反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富，大多笔墨恣肆，隐寓讥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乌台诗案”发生。诗人在受到严重打击之前，依然把世途艰险、宦海风波看得太轻了。

元丰二年，诗人由徐州改知湖州，他接到朝命，便启程前往，路过松江，遇到秦观，诗酒流连。可能是诗人此时听力已减退，所以秦观写了一首诗和他开玩笑。这本是挚友间心灵上的默契，却激发了诗人的诗兴，于是次韵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