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
因他是吴王的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于狱中上书自明》,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艺文志》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的刘氏宗亲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刘氏子孙以文学见于历史记载者有多人。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代,而且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上书洗冤
起初,梁孝王谋议杀袁盎等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羊胜、公孙诡本来嫉妒邹阳之才,于是就利用机会向梁王进谗言,导致邹阳下狱论死。邹阳“恐死而负累”,留下恶名,为后人所诟病,就从狱中上书梁孝王,即《狱中上梁孝王书》,以自我表白。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当是时,邹阳“情至窘迫”(《古文观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文后评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听信谗言将其下狱,若直说自己无罪,则等于直斥梁王昏聩,处境将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将梁孝王偏信谗言说明,则又无以自白无辜。为此,邹阳采用了高超的表达技巧,首先拈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二字入手,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接着,从知人与不知人处落墨,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听信谗言,而应警惕党人横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为证,劝谏梁孝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所用。该文比物连类,文采飞扬,词多偶俪,语意层见复出,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给人以战国纵横家的韵致。虽然文章所论忠信,观念陈旧,但仍不失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孝王看到邹阳的上书大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向他深词谢罪。当时,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招致汉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满。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孝王也胆颤心惊,深恐朝廷追究。在这危急关头,梁孝王觉得邹阳可用,就令其携带千金,设法不让朝廷追究自己的责任。邹阳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计见称的齐人王先生。受其指点,他赶赴长安,见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长君。邹阳虽为梁孝王说项,却处处站在王长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耸听,终于说服了他。然后王长君出面,说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