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在敌我双方各守自己疆界的情况下，如果敌人进犯我边界，袭扰我边民时，可在边界要害之处埋设伏兵，或者构筑障碍要塞用以拦截敌人。这样，敌人必定不敢轻率来犯。诚如兵法所说：“能使敌人无法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是我设置重重障碍妨害它的缘故。”唐朝中宗神龙三年（公元７０７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被突厥军打败，唐中宗因此下诏任命张仁愿兼任御史大夫而前去接替沙吒忠义的防务。张仁愿抵达任所时，突厥兵已经退走，于是他便率军跟踪追击，乘夜偷袭敌营，击败了突厥军。在此之前，唐朝朔方军与突厥是以黄河为分界的。黄河北岸有个拂云祠，突厥首领每次率兵南下侵犯边界，必定先到该祠祷告以求神灵保佑，然后再引兵渡过黄河南下。张仁愿刚来这里时，恰值突厥可汗默啜率领全军西向进攻突骑施，仁愿奏请中宗批准其率兵乘突厥内部空虚之隙而攻取了漠南地区，并于黄河以北修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以此切断敌人南犯的进军道路。但此请求却遭到了尚书右仆射唐休璟的反对，他认为：“自两汉以来，国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以北守黄河为限，如今却要筑城于敌人腹地之中，最终结果还是为敌人所占有。”为此，张仁愿一再上表申述自己的请求，唐中宗最后终于批准了他筑城的请求。仁愿还上表请求准许其把服役期满即将返乡的士兵留下帮助筑城。当时有咸阳籍镇兵二百人怠工逃跑，仁愿派人抓回后全部杀死在城下，全军上下都为之所震慑。自此以后，参加筑城的人都很卖力，仅用六十天就将三座城垒修好了：以拂云祠处的筑城为中受降城，向南直通朔方镇；西受降城向南直通灵武镇；东受降城向南直通榆林镇。三座城间各相距四百余里，其北面是大沙漠，这样为国家拓宽疆土三百里远。同时，又在牛头朝那山北设置烽火瞭望台一千八百个。从此以后，突厥人再也不敢越过阴山放牧，朔方地区不再有敌人侵扰了。每年可节省上亿的军费开支，缩减边镇兵数万人。

本篇以《害战》为题，取义于“要害”，其要旨在阐述防御作战中如何利用险隘要害阻击敌人进攻的问题。它认为，对于向我进攻、袭扰的敌人，可于险隘之处预设伏兵，或在要害之处筑垒设障，如此敌人就不敢轻易来犯了。本篇引自《孙子兵法》的“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句，意思是，能够使敌人无法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是我采取有效办法妨害它的缘故。实践经验表明，妨害敌人达到其预定目标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凭据天然险隘或人工垒障以阻截敌人进犯，这在古代战争中，往往是为防御一方所常采用的妨害敌人的有效办法之一。唐代将领张仁愿在对东突厥的防御作战中，积极构筑三受降城以防突厥进犯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便是利用筑垒设障达成防御目的的成功事例。唐中宗时期，据有漠南地区的东突厥，屡从河套地区南下袭扰，严重威胁唐朝北部边境安全。神龙三年（公元７０７年），御史大夫张仁愿奉诏率军北进，乘东突厥全力西击突骑施，其内部十分空虚之机，一举夺取了漠南地区。为了巩固既得胜利和消除突厥南下袭扰之患，张仁愿力排尚书右仆射唐休璟的阻挠，奏请中宗批准，于丰州（治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地区的黄河之北修筑了三座城垒，号称“三受降城”；又于牛头朝那山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个，从而形成了一道东西八百余里的，依恃黄河、“首尾相应”（见《旧唐书·张仁愿传》，下同）的，能够阻绝突厥“南寇之路”的防御屏障。这不但巩固了唐朝北部边防，而且减少了数万边防镇兵和节约了大量军费开支。这说明了筑垒设障在防御作战中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