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在与敌人对垒相持中，不可允许士卒同家庭通信和同亲戚往来，以防由于说法口径不一致，而导致军心士气疑惑不振。诚如兵法所说：“与家人通信，容易引起士卒畏敌怯战心理；与亲戚往来，容易导致士卒恋亲思乡而滋生厌战情绪。”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屯兵江陵，吴国派遣吕蒙接替鲁肃职务而驻守陆口。吕蒙初到陆口时，表面上倍加修行恩德，与关羽结为深厚友好。但后来竟乘隙偷袭而占领了公安、南郡，两地蜀军守将傅士仁、糜芳都投降了吕蒙。吕蒙率军进据两城后，接收关羽及其他将士的家属，他都一一进行安抚慰问，严令部队不得干扰侵犯民家，不准索取百姓财物。吕蒙手下有个士兵，与吕蒙同为汝南人，擅自拿民家一顶斗笠用来遮盖官家铠甲，这件事虽是为公，但吕蒙还是认为他违犯了军令，不可以因为是同乡人就废弃军法，便流着眼泪杀了这个士兵。于是，全军为之震动，自此部队中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尚。吕蒙早早晚晚都派身边人员去慰问救济老年人，询问他们缺少什么东西；对生病的人主动请医送药，对饥寒的人发放衣服粮食。关羽在回军途中，多次派人到吕蒙住处探问情况，吕蒙总是厚待其使者，让他周游全城，逐家进行问候，有的家属亲笔写信托使者带给家人。关羽派出的使者一回到军营后，将士们私下互相询问，都庆幸自己家中平安无事，知道家人所受待遇又超过平时，因此，关羽部队的士卒人人自安而无再战之志了。不久，又赶上孙权率军来到这里，关羽自知势孤力穷，败走麦城，向西逃至漳乡，其部众都缴械投降，关羽本人后来被俘而遭到杀害。

本篇以《书战》为题，乃取“书信”之义，其要旨是阐述在对敌作战期间禁绝士卒与亲友通信往来，以防干扰和动摇部队斗志的问题。它认为，在与敌人对峙期间，如果允许士卒通家信，同亲友往来，就会因为言语不一而动摇军心，涣散士气。因此，“不可令军士通家书，亲戚往来”。人们知道，军心士气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一般说，军心稳定，士气高涨，部队就容易打胜仗；反之，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则必然要打败仗。本篇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故主张排除那些影响军心士气的不良因素，是不无一定道理的。然而，企图用禁绝与亲友通信往来的手段，来保持部队军心士气的稳定旺盛，显然这并不是积极的措施和可取的办法。因为，能够影响军心士气的并不在于通信往来此种形式本身，而在于通信往来的内容，是否能给士卒以积极向上的影响。事实上，一封激励杀敌立功的家信，或者一次鼓舞斗志的慰问活动，不但不会动摇军心士气，相反，则可能更加激发部队爱国热情和奋勇杀敌精神。其次，实际上，禁绝通信往来，既不容易完全做到，也不是提高军心士气的积极有效的办法。实践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士卒真正懂得为什么去作战和怎样去作战，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仇敌心理，才能使部队保持旺盛高涨的军心士气，才能使部队以奋勇杀敌的无私无畏精神去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这是我们阅读《书战》篇应当注意思考的问题。三国初期，东吴吕蒙率军袭取公安、南郡的作战，是吴蜀争夺荆州战役的组成部分。在这场军事角逐中，最后所以出现蜀败吴胜的结局，从作战指导上看，是各有其深刻原因的。当时，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虽是号称“威震华夏”的名将，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勇有余而谋不足的猛将而已。由于他缺乏统制一方的战略头脑和政治才能，因而既不知联吴抗曹战略的重要性，又不识吕蒙在甘言蜜词掩盖下的夺取荆州阴谋的危险性，在实践中完全处于盲目自大、孤立被动的地位。而吕蒙则抓住关羽刚愎自用、骄傲轻敌的弱点，采取骄敌、误敌之策，使关羽调走防御兵力，造成其后方空虚，为吕蒙奇袭成功提供了可乘之隙。同时，吕蒙在袭取公安、南郡两地之后，能够严格约束吴军不得侵扰民家，对关羽及其将士的亲属，采取了抚慰优容的正确政策，不仅派人登门问寒问暖，关心其疾苦，而且还允许关羽的使者给蜀军将士传递家信，等等。这对争取占领区的民心，瓦解蜀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东吴能够最终夺取整个荆州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