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在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乃利。法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五代梁末，魏博兵乱，贺德伦降晋。庄宗入魏〔州〕，梁将刘鄩乃军于莘县，增垒浚池，自莘至河，筑甬道输饷。梁帝诏鄩出战。〔奏〕曰：「晋兵未易击，俟彼进取，苟得机便，岂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问以决胜之策，对曰：「臣无奇谋，但人给十斛粮，尽皆破敌。」帝怒曰：「将军留米将疗饥耶？」又遣使督战。鄩谓诸校曰：「大将专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敌制变，安可预谋。今揣彼自气盛，难可轻克，诸君以为如何？」众皆欲战，鄩默然。〔他日，〕乃复召诸将列军门，人给河水一杯，因命饮之。众未测其意，或饮或辞。鄩曰：「一杯之难若是，滔滔河流可尽乎？」众皆失色。时庄宗以兵压鄩营，亦不出。帝又数遣人促之，鄩以万人薄其营，俘获甚众。少顷，晋兵既至，鄩退，复战于故元城。庄宗与李嗣源、李存审夹击，梁兵大败。
五代时期的后梁末年，魏博镇发生兵变，叛乱者囚禁了刚刚到任的节度使贺德伦并投降了据有河东地区的晋。晋王李存勖率军进占魏州，后梁大将刘鄩驻军于莘县，增修营垒，疏通护城河，从莘县至黄河修筑通道确保粮饷运输无阻，以期持久抗御晋军。但是，梁末帝朱友贞却下诏书命令刘鄩立即出兵迎战晋军。刘鄩为此而上表奏请末帝说：“晋军是不容易打败的，应当等待敌情发生变化再决定进取之策。倘若有了适当时机，我怎么敢坐失良机而养患贻害呢？”
梁末帝派遣使者前来向刘鄩询问与敌决战将采取什么对策，刘鄩回答说：“臣下没有什么奇计良谋。只要能供给我部每人百斗粮食，那么，等到粮食吃完的时候，也就把敌人打败了。”
梁末帝一听，大发怒火地说：“将军留存这么多粮食，是准备治疗饥饿病吧？”接着，又派宦官前来督战。刘鄩见此便对部将们说：“大将受权出征在外，即使是皇帝命令有的也可以不接受。对敌作战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因变制胜敌人，怎么可以脱离敌情实际而预先想定取胜之策呢。现在我分析敌人士气正盛，难以轻易战胜它。对此，诸位以为如何？”
众将领听后都要求出战，刘鄩见此情形只好沉默不语。一天，刘鄩又把诸位将领召集到军营门前，每人给一杯黄河水，命令大家把它喝下去。众人揣摸不透刘鄩的用意，有的遵命喝了，有的则推辞未喝。这时，刘鄩大声说道：“喝一杯黄河水都困难成这样，滔滔不尽的黄河流水能把它一下喝完吗？”众将听后脸色骤变。这时，李存勖派兵迫近梁军营门挑战，刘鄩仍然坚守不战。
其后，梁末帝又多次派人催促刘鄩出战，刘鄩无奈，只好亲率万人进攻晋军营阵，俘虏了不少晋兵。可是，不一会，李存勖率领大军赶到，刘鄩见晋军来势迅猛，便不战而退。其后梁晋双方又激战于故元城，梁军在晋王李存勖和大将李嗣源、李存审所部的奋力夹击之下，惨遭失败，刘鄩本人幸免南逃。
用兵作战，必须先明敌情而后行动。敌情无变时，要等待其变化；敌情已变时，则须根据新情况采取新的相应对策。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之中，而作为事物发展的特殊形式的人类战争，也不例外，它既没有一成不变的情况状态，也没有固定刻板的发展模式。
在复杂多变的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要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只有依据客观实际，适应敌情变化，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原则和战法，才能达成此一“存己灭敌”之战略目的。
本篇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及以《变战》为题揭示了“兵家之法，要在应变”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原则。可以认为，这是贯穿《百战奇略》全书的重要思想精华。
五代初期，后梁与晋（后唐前身）争夺魏州之战，梁军所以败于晋军，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没能在作战实践中贯彻“要在应变”这一重要指导原则。当时，晋军已经进占魏州。梁军将领刘鄩根据晋军来势猛、兵力多，急于寻机同梁军决战的情况，采取了坚守莘县、伺机破敌的作战方针，并请求梁末帝朱友贞供给其足够军粮，以实现其固守待机、持久制胜的战略计划。
刘鄩的这一指导方针，在当时贝、沧、邢、洺等州尚在梁军控制的情况下，无疑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作战实施计划，倘若朱友贞能供应足够粮食支援刘鄩固守莘县、待机击敌，那么，最后夺回魏州并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作战一窍不通的朱友贞不但不采纳刘鄩的正确建议，相反，却讥讽和指责刘鄩请求军粮是意在“疗饥”，而不是待机破敌。他不根据敌情实际，全凭主观瞎指挥，竟在决战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强令刘鄩出战。
刘鄩迫于圣旨难违的压力，率军自莘县北进至元城，突遭晋军前后夹击，结果七万梁军大部被歼，余众溃散，而刘鄩本人仅率数十骑兵仓皇南逃。显而易见，不从敌情实际出发，没能贯彻因变制敌的指导方针，这正是梁军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