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战役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预见到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自己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费,并动员亲属入伍。不久,160营(实际上经训练的只有30余营)义军成立,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又称义军大将军)。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丘逢甲悲愤交加,当即刺血上书,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此后他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呼吁电,要求废约抗战。清政府不但置台湾领土和几百万同胞于不顾,而且急诏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志士,与日军展开抗战。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后,台北、台南和台中的防务分别由唐景崧、刘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栋负责。由于唐平时放纵部下,纪律松散,无心抗战,一与日军交手,便节节败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装逃离台北,台北被日军轻易占领。消息传来,丘逢甲急举义军赴台北增援,途中得知台北已沦陷,唐已内渡,气愤至极。日军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终因“饷尽弹尽,死伤过重”而撤退。
1895年秋,失败后离台内渡,定居镇平,往来潮、汕、广州之间,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会晤。后顺应时代潮流,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掩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致力于兴办学校,推行新学,培植人才。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民国成立,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1912年初,扶病南归,随即病故。他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黄冈起义
1907年5月,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萧惠长、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石马“顺裕庐”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后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邱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1904年,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黄冈起义”行动计划期间,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墨宝,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这次子渊公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邱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迁善楼,光绪戊申夏月,邱逢甲书)
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冲击却堪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相媲美。正如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所言:“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1904年春节,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间,特地以何子渊的字“东汉”为据,为子渊先生题下“光汉茶庄”和“渊庐”“顺裕庐”等多幅墨宝。“光汉茶庄”坐落在石马镇石马圩“光记”商店对面,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是箭竹顶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年间非常出名,行销海外、南洋一带。民国时期,渊公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陈济棠、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等名人,均赞不绝口。“渊庐”坐落在“光记”旁边,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
不料,两座极具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土改”名义没收,房契、地契被强制烧毁。打到“四人帮”后,石马公社革委会又以何子渊家没有“台湾关系”为由拒绝归还……
话说邱逢甲1904年正月十八回到兴民学堂,不久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