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