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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论衡》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就物理学来说,王充对运动、力、热、静电、磁、雷电、声等现象都有观察,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充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是17世纪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黄侃在《汉唐玄学论》一文中说:“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黄侃论学杂著》)?由此可见王充与《论衡》在近现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近年笔者有《论衡词典》编撰之役,在选择底本、搜集资料中发现:第一,近现代学者眼中如此重要之书,在整个有清一代,竟无像样的版本。第二,校注成果寥寥,竟无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史、子、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大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个校注本问世,《论衡》一书却几乎无人问津,没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现。笔者心中遂生一疑团: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今人一样吗?如果一样,那么他们为何对《论衡》如此冷漠,既不刊刻又不整理?是偶尔疏忽还是另有原因?

      原来,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现代学者大不相同。在清代学者眼里,王充实在是一个不孝之人。

      王充的不孝,首先表现在自述父祖的劣迹。王充介绍自己的家世时说:“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故举家徙处上虞。”通过王充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充的祖上,连续数辈,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时常犯有命案,结怨甚多,因担心仇家报复,不得不数度迁徙,可谓是违法乱纪的恶霸。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王充的作法可以说是不避家丑、实事求是。但在“臣为君讳、子为父讳”的封建社会里,被视为是一种不孝之举,便不足为奇了。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跋〈论衡〉》中批评王充的罪过之一,便是“《自纪》之作,訾毁先人。”其实早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序传》中就已指出:“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讳地言其父祖的劣迹并不奇怪,因为从王充的思想深处来看,孝的意识十分淡薄。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孝的观念,主要是出于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在王充看来,父母生儿育女,完全是性欲冲动的结果。他在《论衡·物势篇》中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王充所言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要求而非有意识的行为,便很难产生出孝的观念,因而其有诋毁父祖的言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充的不孝,最被人所诟病者在于扬己抑祖。他在《自纪篇》中一方面贬毁祖辈,另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说自己自小便与众不同,仁义听话,恭敬有礼,“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喜欢学习,成绩突出。成年之后,更是品德高尚,淡薄名利,“常言人长,希言人短”,“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为人清重,”“性恬澹,不贪富贵”,简直完美无瑕,无可挑剔,与其劣迹斑斑的祖上,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王充卑微的出身,祖上不光彩的形象,始终是他一块难以消除的心病。于是他便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来说明父祖不好,并不影响后人成才,以此洗刷自己。他《自纪篇》中说:“母骊犊騂,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清代著名学者惠栋,在“母骊犊騂,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奇人”之后加批语云:“自誉而毁其先,非人也”(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条针对这段文字说:“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四库全书总目》亦云:“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可见,无论是官方,还是清代学者个人,都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和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在“天下之事孝为上”、孝“为万事之纲纪”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谁愿意整理、刻印一个不孝之子的著作呢?知道了这一点,清代学者不刊刻、不校注《论衡》,便很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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