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勤政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东，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隐退讲学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
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