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民免租
宋真宗体恤民情，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每逢民间有大灾大难或者百姓流离失所时，就减免百姓的税租，让百姓得以存活，渡过难关。
咸平元年(998)夏季的四月，发生较大的旱灾。四月初四的那一天，真宗皇帝在白鹿山祈祷求雨。四月十四日，赵保吉派遣其弟赵继元入朝致谢。二十一日，派遣使臣检查全国吏民拖欠钱物，全部免除。
咸平元年(998）这一年，溪峒、吐蕃各族、勒浪十六府大首领、甘州回鹘、西南蕃黎州山后蛮族来进贡。因为定州降冰雹伤害庄稼，所以真宗皇帝派遣使臣予以赈济和抚恤，免除当年租税。
咸平二年(999)冬季的十月初三，宜州捕获溪峒蛮酋长三十多人送到朝廷，真宗皇帝下诏释放他们，遣送回家。初四，真宗皇帝免除澧州蛮境内归业百姓租税。初九，设置福建路惠民仓。
咸平五年（1002）夏季的四月初七，真宗皇帝下诏陕西百姓运送北方边境粮草者，免税一半。十七日，命令三司每年考核户口。二十一日，免深州、霸州等九州百姓租税。二十八日，恢复雄州榷场。
景德元年(1004)夏季的四月初一，真宗皇帝为皇太后谥号为明德。大臣三次请求真宗到正殿理事，采纳了大臣的意见。初三，邢州地震不停。因为溪蛮的战祸已经平息，很多百姓都已经恢复了农业生产，于是真宗皇帝就免除澧州石门县二年租税。
吏治改革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够实现“德治”。
官员制度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许多。
官员档案
宋代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伏日休务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反腐举措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
首先要“鲠亮感言”，廉洁无私，纠缠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
经济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急速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85万。可以说，如果没有1004年的和约，就没有公元1009年的繁华似锦。在宋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初期时的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仍频，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财政增收
人口与税收从996年北宋户口451万户，财政2224万，1021年北宋户口867多万户。人口是见证国家繁荣的高效统计工具，每一个朝代都务必面临这一问题，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例，人口已经达到3亿。那么1021年北宋人口是将近900万户，每户有多少人呢？假如答案是5人，整个国家人口也达到了4500万，还没有浙江省人口多，可见历史上的北宋人口发展在没有计划生育的限制下，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是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不敢想象的数字。更令人称奇的是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财政15085万，北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可见，也是按照我推算的每户5人多点算出的。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
农业
真宗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景德年间，专门制作瓷器的地方（原名白崖场）的昌南镇遂改名为景德镇，贸易盛况空前，史称咸平之治。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政治清明，经济日趋繁荣。
宋真宗在位25年，且统治时期治理有方，户口增加416万户，财政增加12861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他以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发展，使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
岁币
宋真宗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不过为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的局面。
文教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同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同年，赵恒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为侯爵，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
外交
真宗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背景
宋朝的北边有一个比宋朝建国还早的辽朝。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不同于历史上同样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也没有产马地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战略要地尽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措施
为了抵御辽朝骑兵，宋真宗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咸平四年（1001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