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公元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公元1080（北宋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经济

　　熙宁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文化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编纂《通鉴》提供客观的条件。赵宋王朝建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事业的发达，加之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结出的硕果，又是宋代文化发展的标志。龙图阁和天章阁分别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仅崇文院藏书，据仁宗时修成的《崇文总目》记载，就有书籍30669卷，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就从资料上为书局编书提供了保证。书局迁到洛阳后，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通鉴》作序。

军事

　　神宗在治内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宋朝的边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与西夏的妥协退让，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要统一中国。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交趾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自仁宗末期以来，就时时侵扰宋朝边境。公元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九月，交趾进攻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交趾出动6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路（今广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趾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神宗对西夏用兵，却很不顺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屯军，想要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临朝恸哭。他从此也失去了斗志，继续维持着原来对西夏的纳贡和议。

教育

　　在一系列变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异议较少，州县建立小学，朝廷直接领导太学，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试选拔。外舍生两千人，考试优秀的升内舍生；内舍生三百人，考试好的升上舍生；上舍生一百人，优秀者可以直接选拔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