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易法是王安石为实现富国强兵、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摧抑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理财新法之一。设置市易法、建立市易务机构，是出自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物价低时稍增价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市易法的正式制定和实施是在熙宁五年（1072）三月，此前，京城开封和其他较大城市中的商业经营，多被大商人把持。他们勾结官府，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严重损害中小商人和城市消费者的利益。魏继宗上书朝廷：“宜假钱别置常平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职，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神宗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于三月二十六日下诏：“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不久便在京城成立市易务，由三司管辖。神宗委派吕嘉问为市易务提举。此后几年中，杭州、广州等城市亦先后设立了市易务，并于熙宁六年（1073）十月，将在京市易务改为市易司，总管全国各地市易务。
市易务经营的原则是：“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卖之。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通过这种经营方式，可以起到抑制大商人的兼并活动，使中小商人免受大商人压榨。同时还可保持城市物价基本稳定，减轻城市消费者的不合理负担。市易务也可从货物买卖中得到一定的利息，从而增加国库收入。正是由于市易法打击了大商人的投机兼并活动，影响了与之相勾结的皇室、贵族和大官僚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甚至有消息说，两宫太后亦为之泣下，于是对市易法竭力诬蔑和抵制。而变法的反对派也利用这种形势，发起对新法的猛烈攻击。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吕嘉问等人在市易务的运作过程中，多收利息以图奖赏，确实存在违背市易法的立法原意，动用政权力量，垄断市场，强迫商人卖货给市易务。正如郑侠在向神宗上的《流民图》中所指出的：“自市易法行，高旅顿不入都，竟由都城卯经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这就使得神宗对市易务的活动产生了怀疑，并在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日夜，降手札给市易务的主管机构三司长官曾布，令他对市易务的活动进行调查。而吕嘉问对揭发出来的违法事实心中有鬼：“中书（曾布）每以不便事诘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调查遇到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发动群众，曾布经神宗同意，以三司名义出榜募人告发吕嘉问藏匿和涂改市易司案牍的不法行为。王安石是新法的倡导者，在新法的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此时王安石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深知一旦问题的盖子被揭开，势必遭到反对派对新法更加猛烈的抨击，他想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纠正失误，于是打算连夜收缴文榜，但见榜上盖有神宗御宝，才只好罢手。
榜文帖出后，第一个向曾布检举的是监市易务魏继宗。“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吕嘉问）榷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曾布便将魏继宗所述情况，如实向神宗回奏：“（吕）嘉问务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诚如继宗所言，则是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也。”神宗将曾布所说情况转问王安石。王安石骑虎难下，只能否认市易务存在违法行为，竭力为吕嘉问辩护，并说曾布与吕嘉问有矛盾，曾布是乘机发泄私忿。于是，神宗只得又命翰林学士吕惠卿与曾布共同查究市易务违法之事。
曾布与吕惠卿奉诏共同根究市易问题，每三、五天向神宗奏对一次。而吕惠卿对根究市易事的态度与曾布完全相反。三月十三日，神宗又降手札令曾布奏对，曾布即向神宗详细陈述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并揭露了吕惠卿在根究市易事过程中所搞的阴谋活动。四月初二日，曾布又向神宗陈述了前三司使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以及“枉徇市易，决责商贾”等违法行为。起初，神宗很相信曾布的话，但不久改变了态度，接受吕惠卿的请求，将魏继宗送开封府拘禁起来。四月十七日，曾布又向神宗奏说：“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为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在曾布再次揭发吕嘉问违反市易法原则的行为后，神宗态度暧昧，仍要曾布与吕惠卿继续调查。
面对众人对市易务的指责和神宗动摇不定的态度，王安石心中十分愤懑，感到新法难以继续推行，于是坚决向神宗恳辞相位，并推荐吕惠卿为执政官。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请求。四月十九日，王安石正式罢相，韩绛晋升为平章事，接替王安石的职位，吕惠卿则由翰林学士提升为参知政事。
四月二十二日，神宗催促根究市易问题赶快作出结论。当时吕惠卿因自己已升任参知政事，要求辞免与曾布同根究市易司事的任务，并建议把有关此案的材料上缴中书，以便逐一比对情节的异同。两天后，曾布向神宗逐条分析了前后所陈奏的情况，并比较治平二年（1065）和熙宁六年（1073）收支钱物数进呈，神宗为当时朝廷财政开支过大而忧虑，令曾布将这些材料送交中书。
五月二十四日，神宗下诏，令章惇、曾孝宽就军械监置司立专案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吕惠卿又令中书户房统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统计结果与曾布所说皆不同。8天后，曾布向神宗说明了他与户房所统计数字不同的缘故，神宗同意曾布的说法。虽然曾布认为自己身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所陈之事，皎如日月”，但他已经看到，吕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加之又新派了与自己有矛盾的章惇来办理此案，必遭打击，因而不再请求奏对。
八月十七日，军器监审查曾布所究市易事终于结案，曾布落职知饶州（今上饶），罪名是：“坐不觉”，即调查情况不实。
元丰末（1086），曾布晋京，恢复其瀚林学士，任户部尚书。执政的司马光要求他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曾布是个坚持为政原则的人：“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结果又被外调。
就这样，《宋史》编纂者将他列入《奸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