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微，新安（安徽歙县）人，与富嘉谟同时，“亦举进士，累至晋阳尉”，后入朝，官拜右台监察御史。富吴二人在晋阳为官时，情投意合，相与莫逆，他们的文才受到了并州长史的赏识，“待以殊礼，坐必同榻”。初唐之时，因受六朝骈文影响，“文人撰碑颁，皆以徐（徐陵）、庾（庾信）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富、吴二人由此声振文坛。
富嘉谟、吴少微任官晋阳时，有魏郡（今河北处大名县）人谷倚任太原主簿，三人“皆以文词著名”，人称“北京三杰”。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富吴体”的代表作是富嘉谟的《双龙泉颂》、《千（虫蜀）谷颂》和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三篇文章，“词最高雅、作者推重”。惜富嘉谟的两篇文章今已佚失。
双龙泉、千（虫蜀）谷均为北都晋阳附近名胜。双龙泉即今太原市阳曲县西北的南、北龙泉。两泉相距仅五百米，周围山峦起伏，林木荫翳。泉旁有大安寺，建于唐初，寺内有佛塔一座，俗称“唐僧宝塔”，为贞观年间高僧玄奘法师传经之所。千（虫蜀）谷是太原西北的一条峡谷，古代为晋阳通西北诸州的孔道，其东口为著名的天门关，隋炀帝曾在此开辟交通，修设栈道，故名杨广道。此地山崖如削，谷径幽深，“天门积雪”为古代晋阳八景之一。由此可见，富嘉谟的西篇文章都属山水游记类散文。富的文章曾受到盛唐文坛的推崇和赞许，开元文坛领袖张说赞其文章“如孤峰绝岸，壁立千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这样的风格，正和“纤靡淫丽，嫣然如妇人小儿嘻笑之声”的骈文形成鲜明对照。
吴少微《崇福寺钟铭》（全唐文作《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是仅存的“富吴体”代表作。崇福寺在晋阳南五里，为唐代晋阳名刹。《崇福寺钟铭》是吴少微为崇福寺铜钟撰写的铭文。文章继承了先秦、西汉散文的写作特色，文字上简淡清新、朴质幽雅，毫无雕琢和浮华；句式上一反当时的四六文固定格式，用灵活多变的两字句、三字句、五字句，读起来节奏明快，起伏跌宕，语气上浑厚雄迈，气势不凡．显示了吴少微出众的才华和“富吴体”独特的风格。
“富吴体”做为唐代古文运动创作实践上最早出现的新的散文文体，开唐代古文运动之端绪。初唐时期，“天下文章尚徐、庾，俘俚不竞”，“气调渐劣”。武则天时，陈子昂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复古的主张。但陈子昂的文学复古主张有其局限性：一是体裁上仅限于诗歌，二是复古口号仅停留在理论方面，在创作实践上并未摆脱六朝文风的羁绊。而和陈子昂几乎同时的富嘉谟、吴少微，一反六朝骈文“纤靡淫丽”的陈腐习气，独树一帜，创立了“雅厚雄迈”的新式散文文体，其文章“人争慕之”，天下传颂，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果说陈子昂是唐代文学复古的最早提倡者，那么，富嘉谟、吴少微则是唐代文学复古的最早实践者。富、吴用新式散文取代骈文的大胆尝试，走出了唐代古文运动最为重要的一步，是对古文运动的突出贡献。
“富吴体”“以经典为本”的创作特色，对其后的古文运动影响至深。盛唐的散文作家萧颖士、李华、元德秀、元结，中唐的独孤及梁肃、韩云卿、韩会等，无不受富嘉谟、吴少微影响，以至最后在中唐时出现了韩愈、柳宗元，最终把古文运动推上了高潮。因此，我们可以把唐代古文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唐开始阶段、盛唐发展阶段、中唐高潮阶段，正如宋代欧阳修所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昂”“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柳宗元、李翔、皇甫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深平，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富吴体”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古文运动正式兴起，并对其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富吴体”在当时北都晋阳出现决非偶然。晋阳是李唐王朝的肇基之地，又是女皇武则天梓乡，是当时全国最大城市之一。北都晋阳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战略地位重要，唐廷派驻这里的地方官员多为朝中出将入相的辅弼重臣，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英才，这些人在一起酬唱应和、激扬文字，为繁华的晋阳城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唐北都晋阳还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中心，从三国两晋到十六国北朝，这里是民族融合的中心，旱地农业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交融。隋唐以降，南朝清绮艳丽的文风传到北方，从而促进了西北文化交流，使晋阳文化更加繁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现了富嘉谟、吴少微这样的优秀文才，从而创作出独树一帜的“富吴体”散文文体，使晋阳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