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现实,不尚空谈
秦少游的策论共有50篇,其中进策30篇,进论20篇。认真分析这些策论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大都能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较少作书生之空谈。这一方面与当时制科之文的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其业师苏东坡的鼓励与点拨有关。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创作的成就颇高,他的鼓励与点拨当然是经验之谈。
引古证今,说理透彻
策论是古代的一种特有文体,相当于现代的政论文,是臣向君提出的有关国事、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帝王,因而在写作上不能长篇大论地泛泛而谈,篇幅要短,立论要明,论据要足,说理要透。既要注意一事一议、深入浅出,更要注意言而有理,言而有据,言而有序。统观秦少游所写的策论,基本上达到了以上几点要求,特别在引古证今、说理透彻方面更是无懈可击。
结构严密、章法井然
熙宁四年,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改革科举法,“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为了应举,秦少游在策论的写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对策论写作的重视甚至超过诗词赋。他曾说“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饤饾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 正因为如此,秦少游的策论无论长短都非常注意谋篇布局,注意结构和章法的变化。
铺陈排比,气足神完
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和后来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都讲究运用“整句”铺陈排比,让人读起来感到有一股气势扑面而来,很有震撼力。秦少游在饱读大量经典散文的过程中,对散文中如何运用铺陈排比心领神会,加之他青少年时也写过《浮山堰赋》《黄楼赋》《汤泉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和渊明归去来辞》等,特别是为纪念苏东坡在徐州抗洪成功所写的《黄楼赋》就很得苏东坡的赏识,认为这篇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他把赋中运用得驾轻就熟的铺陈排比又运用到策论中来,就使文章更加气足神完。综上所述,秦少游的策论立论高远、说理透彻、章法严紧、文笔犀利,有一种特有的艺术张力,完全可以用“辞华而气古,事备而意高”来一言以概括之。
其实,对秦少游策论的评价,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很高的。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苏东坡《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清代梁章冉《扪虱新话》:“……少游文学西汉,所进策论,颇苦刻露,不甚含蓄。若比东坡,不觉望洋而叹,然亦自成一家。”现代著名学者朱东润则说:“予于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观其所得,导源东波,所见益卓。其论选举与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为世俗之言。”
未仕期
秦观在未仕期间,大多在故乡高邮居家耕读,为科举做准备。然而亦时常游历于江淮吴楚之间,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 在这段期间秦观的主要出游地有二:一为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秦观同孙莘老、参寥子游访漳南老人于历阳惠济院,浴汤泉,游龙洞山。又往乌江拜谒项羽墓,极尽山水名胜。此次出游共赋得诗词三十余首,并作《汤泉赋》一篇,以记途踪。二为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秦观前往越州省亲,适逢苏轼自徐州徙往湖州,于是便乘苏轼官船一同南下。途经无锡,与苏轼同游惠山,又经吴兴,泊西观音院,同访诸寺。端午过后,遂别苏轼赴越,中秋时,与参寥子、辩才法师同游龙井,其后又与郡守程公辟游玩鉴湖、拜谒禹庙,相得甚欢。直至岁末年关家书催归,秦观始依依不舍的乘船北上。写下著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来描述离别情意,透露出对此段漫游岁月美好的缱绻不舍。
“学而优则仕”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秦观亦不例外,然而秦观的科举征途却屡遭挫折。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应试,却是抱着满满的期望换来落第的命运,于是他便马上“杜门却扫,日以诗书自娱” ,可见这一失败,对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打击。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秦观再次应试,却依旧名落孙山。科举的接连失利,使得秦观心境更加忧愁悲郁,认清了“风俗莫荣於儒,材能咸耻乎未仕” 的社会现实。因此只好改变态度,学习时文并向时人投献诗文,望获举荐。“功夫终不负有心人”,秦观在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终于成功考取进士,踏上其同样屡遭挫折的十年仕宦之途。
入仕期
朋党倾轧是北宋政治上的大难题,更是令朝廷不安的一大乱源。秦观入仕之时,适逢北宋朋党斗争日益激烈之际。秦观于此亦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元丰八年(1085年),秦观登科以后,任定海主簿及蔡州教授。因其亲附苏轼,被视为“旧党”,从此党争的迫害便从未间断。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鲜于侁,共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无奈却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诬告。元祐五年(1090年)方由范引纯引荐,得以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六年又因“洛党”贾易诋其"不检"而罢去正字。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得秦观大受打击,对政治开始灰心,且有退隐之意。元祐七年(1092年),秦观授左宣德郎,又由秘书省正字,左迁国院编修官,参修《神宗实录》,甚得恩宠。数月之间,拔擢连连。此三年亦为秦观仕宦期间最顺遂的时候。宦达未久,元祐九年(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新党”之人相继还朝,“旧党”之人则连遭罢黜,秦观历时七年的贬谪生涯从此开始。
贬谪期
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政局瞬变,“旧党”出京。秦观作为“旧党”核心人物,亦在所难免。 秦观首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因御史刘拯告他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诋毁先帝。因而在前往杭州途中又贬至处州任监酒税。在处州任职之时,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与佛寺僧人谈佛聊禅,并为僧人抄写经文。他的词作《千秋岁》在回忆当年盛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与愁情: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无奈小人诬陷,状告秦观私撰佛书,便又因此获罪。《宋史·文苑传》云:"使者承风望指,伺候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同封号除掉,是宋朝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黜南蛮时,秦观心情悲怅,早已绝了希冀,便作《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然而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方至郴州又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1098年),移迁雷州编管。眼望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秦观自赋挽词。此词道尽心中凄苦,叫人心生悲惋。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当年五月行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而卒。张文潜曾作《祭秦少游文》云:“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道尽了秦观坎坷一生,句句痛彻心扉。一代文人,命运竟是如此的坎坷曲折,最后竟死在荒蛮之地,令人无限感慨。
婚姻家庭
作者:陈雄 出自《公然走私的爱情》一书(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秦观的正妻叫徐文美,而非传说中的苏小妹。这是他自己在为岳父写的文章里交代的。他的岳父是高邮一位姓徐的富商,因为有点钱,捐了一个主簿的官当,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叫徐文美、徐文英、徐文柔。秦观在《徐君主簿行状》一文末尾说:“徐君女三人,尝叹曰: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
关于其妻就是点了一下名字而已,在秦观的诗文中提及不多。例如《临江仙》:
髻子偎人娇不整,眼儿失睡微重。寻思模样早心忪。断肠携手,何事太匆匆。
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遥怜南埭上孤篷。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
再如《满庭芳·茶词》:
北苑研膏,方圭圆璧,名动万里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 相如方病酒,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便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揽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
末句以相如文君来比喻秦观夫妇,说明两人感情还是很深厚的,但徐文美大概不是秦观最钟爱的女子。有人统计,秦观留传下来的四百多首诗词,约四分之一为“爱情诗”,而其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青楼歌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秦观的诗是“公然走私的爱情”。《茹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说了秦观的一件风流事。秦观在绍兴的时候,由当地最高长官太守接待,住高级宾馆蓬莱阁。一日,在席上看中一个歌妓,于是赋《满庭芳》,开头一句是“山抹微云”,后来就是“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了。此词流传甚广,苏轼曾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明代的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则透露了秦观的另两次艳事。“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楼婉字东玉者甚密”,他专为情人写了一首《水龙吟》,还费心地将楼东玉的名字写进去,“小楼连苑横空”、“玉佩丁东别后”就是谜面。而“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是说他们幽会情景的。秦观还有过一位叫陶心儿的情人,他曾赠一首《南歌子》给这位名妓,末句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就是为陶心儿的“心”字打的哑谜。
才情都用在妓女身上,是不是有点“浪费”?以至于黄庭坚都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劝告他,其中有“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的句子,秦观看了很不高兴。
传统的诗词鉴赏,分析秦观时,总是定性为写“歌妓的恋情,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但这并不适合解读秦观的所有爱情词。拿他的经典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说,就并没有牵连到什么仕途失意的身世之感。相反,如果结合他放浪的情感经历来看,完全可以大胆地假设,这只是秦少游安慰痴情女子的托词,或者说摆脱一段旧恋情的美丽借口。
被贬雷州
北宋哲宗时期,因为新旧党争,秦观被贬杭州通判,旋贬处州酒监税、后又移至彬州、横州编管,不断南迁,元符元年(1098年)秋,贬到海康。这是秦观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也就在雷州,秦观走过了他人生最后三年时间。
秦观初到雷州,故乡高邮正是雨打芭蕉,蟹肥虾美之时,而他长期活动的东京也是梧桐落叶,大雁南飞,但在雷州,依旧艳阳高炽,与溽夏无异。人在万里,江湖飘零,知已难遇,故人长绝,加上雷州风土故物不类中原,多愁善感的秦观每日郁郁寡欢,他写诗道:“白发坐钩党,南迁濒海州。……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鹪鹩一枝足,所恨非故林。……海康腊己酉,不论冬孟仲……可怜秋胡子,不遇卓文君。”这种情绪等到这一切在苏东坡到来才有所改观。
雷州永别
宋哲宗元符元年初冬(1098年),秦观的恩师苏东坡在海南岛昌化军(今海南儋县中和镇),遇赦北归途经雷州,两人相见,恍如梦寐。秦观拿出自已在雷州写的诗请老师批评,苏东坡哈哈大笑,也拿出一把扇子递给秦观,秦观接过一看,原来是自已南谪过程中写的一首《踏莎行》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整首词充满了伤感,甚至有点凄厉。据说苏东坡听到这首词之后,叹息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看到老师将自己的作品写在扇子上随身携带,秦观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至于秦观给苏东坡看的诗,有人说是他连夜写的《自挽诗》,里面有这些句子:“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但也人说这首《自挽诗》作于元符二年,如是,那就是苏东坡走后几个月的事了,那么,呈给老师的当是《海康书事》等作品。
看了秦观的诗,苏东坡感慨万千,他和秦观在文学观念上是不一致的。苏东坡生性乐观,喜欢写一些豪放的词,虽也有伤感之作,但大体是格调昂扬,由此对秦观的婉约风格颇有批评,曾调侃这位弟子为“山抹微云君”。而此时,同样被贬的经历,多年宦海沉浮,特别是秦观被贬,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自己的连累,[3]苏东坡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包容性。苏东坡一边看,一边赞叹,但他也想,整天生活在这种情绪中,决不是延寿之法。于是他想办法予以引导,第二天,两人共游雷州,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不时引起苏东坡的开怀大笑。老师的乐观也感染了学生,也冰释了秦观多日的痛苦。在天宁寺,苏东坡看到寺门上“万山第一”四个大字,禁不住又笑了起来,那是一年前路过雷州时应方丈的请求写下的。这四个字,不单是颂扬天宁寺,也是自身境界的一种写照,同时也是对秦观的一种激励,让他从小我的痛苦中走出来。秦观也陷入深思之中。
苏东坡走后,秦观的心境也放松了不少,他多次到乡民中体察他们的疾苦,观摩当地的风俗。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不久,秦观也奉命北还,死在路上。
梦中题诗
秦观在雷州,还有一些逸事,如他在海康宫亭庙下,梦见天女拿一幅维摩画像让他写赞,秦观笃信佛教,于是欣然题道:“竺仪华梦,瘴面囚首。口虽不言,十分似九。应笑荫覆大千作狮子吼,不如搏取妙喜似陶家手。”醒来后,就把这段话记录下来,据说真迹落在天宁寺。宋僧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自已在天宁寺,还亲眼从和尚戒禅那里看到这幅字,正是秦少游的笔迹。清潘永因所编《宋稗类钞》也提到真迹在雷州天宁寺。当然,做为逸事,里面也都加了一些天女嘲戏秦观的情节。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