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教前期
　　丘处机，1148年（农历正月初九日）生于山东登州栖霞。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从童年时就向往修炼成“仙”，少年时栖身村北的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传说，他为了磨炼意志，曾一次次将铜钱从石崖上扔进灌木丛，直到找到为止。[1]
　　年十九出家宁海昆嵛山，（今牟平东面，文登境内）。1167年开始学道。1168年拜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为师，王重阳为他取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
　　1169年（金大定九年），王重阳携弟子4人西游，途中病逝于汴梁城，弥留之际嘱咐说：“处机所学，一任丹阳。”自此，丘处机在马丹阳教诲下，知识和道业迅速长进。和其他师兄弟合称“全真七子”他们是：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马钰之妻）。全真七子随王重阳一起创立道教全真派，丘处机在王重阳去世后入磻溪穴居，历时六年，行携蓑笠，人称“蓑笠先生”。后又赴饶州龙门山（今宝鸡市）隐居潜修七年，成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
　　1168至1170年间，丘处机跟随王重阳在山东和河南传教。
　　1170年春，王重阳在河南汴梁逝世后，丘处机跟随同门马钰、谭处端和刘处玄到陕西终南山拜会王重阳的朋友，及后于1172年将王重阳迁葬终南山。
　　1174年（金大定十四年）8月，丘处机隐居皤溪（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部）潜修7年，又到陇州龙门山潜修6年。这期间，他“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独坐”，生活极为清苦，但“静思忘念，密考丹经”，潜心于养生学和道学的研究，并广交当地文人学士，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1188年（金大定二十八年）3月，丘处机应金世宗召，从王重阳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时已去世）像于官观，并主持了“万春节”醮事。向皇帝作“持盈守成”的告诫。名声大振。
　　1191年（金明昌二年）秋，丘处机东归故里，修建了一处修道之所，金章宗皇帝赐匾额“太虚观”，即后来的太虚宫。因该宫地处滨都里村，栖霞人俗称之滨都宫。

到访崂山
　　丘处机多次到访崂山，开创了全真道教的“龙门派”。《太清宫志》载：“宋庆元元年乙卯，真人丘长春……七真来崂山。止于本宫，讲道传玄，宏阐教义，道众大悟，各受戒律。”太清宫三皇殿之后巨石上刻有他的石刻十首。金泰和八年（1208年）他到莱西永真观后又来崂山，较长时间在这里修道，今白龙洞（仰口景区）有他的石刻20首。他认为“牢山”名不好，山如同一座大鳌伏于海畔，命名为鳌山，因而明代在山畔建“卫城”的时候叫“鳌山卫”，海畔叫“鳌山湾”，现在是青岛蓝色硅谷主要“一极”。后又来青岛，在上清宫有题“词”和“诗”。
　　崂山有许多丘长春的题词、词、诗的刻石，多为丘长春所写，后人上石刻字，如上清宫旁的丘长春词《青玉案》：“长春真人于大安己巳年胶西醮罢，道众邀请来此山，上至南天门，命黄冠士奏空洞步虚毕，乃作词一首，名曰《青玉案》：乘舟共约烟霞侣，策杖寻高步，直上孤峰尖险处。长吟法事，浩歌幽韵，响遏行云住。凭高目断周四顾，万壑千岩下无数，匝地洪涛吞岛屿，三山不见，九霄凝望，似入钧天去。大安己巳。”
　　白龙洞刻诗20首，是崂山最大的一片石刻。白龙洞刻石序：“东莱即墨之牢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巨石巍峨，群峰峭拔，真洞天福地一方胜境也。然辟于海曲，举世鲜闻，其名亦不佳，予自昌阳醮罢，抵于三城永贞观，南望烟霭之间，隐隐而见，众道相邀，迁延数日而方届，遂诗吟二十首，易为鳌山，因畅道风云尔。栖霞长春子书。”

掌教时期
　　1203年刘处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处机掌教时间长达二十四年，期间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
　　在1203至1219年间，他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1214年，山东发生杨安儿起义，金朝驸马都尉仆散朝恩请丘处机协助招抚乱民，凭借丘处机的声望，登州和莱州等地很快恢复平静；又1216至1219年间，南宋和金朝政府屡次诏请丘处机赴朝，但他都没有前往。

晚年生活
　　1224年春天，丘处机应燕京官员的邀请主持天长观。1227年，成吉思汗下诏将天长观改名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并赐“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即诏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1227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金朝正大四年）农历七月初九日，丘处机在长春宫宝玄堂逝世，享龄80岁。在逝世一周年，他的弟子将他安葬在长春宫内的处顺堂。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赠封他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金兴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听随行的中原人介绍丘处机法术超人，遣使相召。1220年秋，丘处机率弟子从山东莱州动身，经宜化（今河北宜德），越野狐岭，东北行至呼伦贝尔，再沿怯绿连河西行，穿越蒙古高原、金山，甫下经别十八里、昌八里（今薪疆昌吉）、阿力麻里，塔刺思河、塞蓝。（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霍阐没辇（锡尔河）、撒马尔罕、碣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沙勃兹），越阿姆河而南，1222年初夏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与成吉思汗会见。进言“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被尊称“神仙”。东归后，受命在燕京太极宫主管天下道门，使全真道得到较大发展。死后遗骸葬于白云观（在今北京宣武区）。著有《溪集》、《鸣道集》等。徒弟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其西行经过。

　　成吉思汗对他的话很赞赏，感叹地说：“天赐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记录下来，以此教育几个儿子，并赐予丘处机虎符和玺书。玺书内容就是现存于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的碑文。后人评说丘处机有“一言止杀”之功。在行宫中，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尊礼备至，不唤其姓名，只称呼“神仙”，并命丘处机统管天下僧道，豁免道士赋税差役。他们虽为君臣，无纲常之礼，诚挚相见，肝胆相照，被后人传为佳话。

　　《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全文共406字。至大二年（1309年）四月石堂山普济宫道人们为不忘成吉思汗的皇恩，纪念丘神仙的功德，请邓州（当时内乡隶属邓州）石堂山石匠李进忠将此手诏刻于圆顶石碑上，以诏后人。碑高2米，宽0.63米，碑文行楷。手诏碑文如下：

　　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餐。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缺。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问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先生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防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迟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着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小愿哉！故慈诏示，惟宜之悉。御宝五月初一

　　《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依然立于石堂山山坳里。石堂山普济宫毁于20世纪中期。1976年石堂山普济宫被内乡县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历经690多个春秋，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丘处机是“万里赴诏，一言止杀，悲天悯人”的道教全真龙门开创祖师。在学术界有不少人对他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撰文予以评价。尤其是在对他思想评价的认识上，各有说法。

三教合一
　　长春真人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贯，不相违逆。他曾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适时而用，只是世人执迷不悟，自造忧患。在处世上，他说“和光同尘随是非，化声相待无相洁”，然而“达士随方化有情”（《磻溪集》卷三），就是说达士无除暴惩恶之权，只宜随缘说法，方便行事，弘扬教化，引人向善而已。虽然“众人皆不悟，三教莫能规”（《磻溪集》卷四），而长春真人仍致力于“建德随方料物宜，因时设教从人乐”（《磻溪集》卷三）。真人年逾七旬，西游万里，度化成吉思汗戒杀。

悲世悯人
　　追溯长春真人往昔的悲世悯人思想言行，就更可以知其为人了。《述怀—调寄满庭芳》词：“漂泊形骸，颠狂纵迹，状同不系之舟。逍遥终日，食饱恣遨游。任使高官重禄，金鱼袋，肥马轻裘。……深知我，南柯梦断，心上别无求。”说明了他不为名利所动，专心济人利物的思想。在“憨物诗”中写道：“天苍苍兮临下上，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又诗云：“呈天生万象，万类属皇天，何事纵凌虐，不救生命全。阴阳成造化，生灭递浮现。最苦有情物，难当无善心”。他在“秦川吟”中写道：“十年苦志忘高卧，万里甘心作远游”。这些诗句都是他面对当时的社会，目睹生灵涂炭而发出的叹息和疾呼声。抒发了他悲天悯人，甘愿为人民而奔走的情怀。
　　另外一些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丘处机平生热心济世及其弟子传其道的思想言行记载。如弟子《尹清和语录》云：“丹阳师父全行无为古道也。至长春师父，惟教人积功行，存无为而行有为，是执古是谓道纪，无施不可。师父尝云：‘俺今日些小道气，非是无为静坐上得。是以大起尘劳作福上，圣贤付与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圣贤自然与之……’”这段记载说明长春真人与丹阳真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在修养上所走的路子也不同。说明了他只是在积功行，存无为而行有为的力行思想。元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记》说：“长春丘公应骋南还，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人说：‘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失。此修行之先务，人当铭诸心’。既居燕，上庶之托迹，道侣之来归坂者，不窗千数”。丘处机在当时乱世中，无处不以“救世为先务”作其行动的指南。正如《古今图书集成·跋长春真人手帖》所言：“虽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实欲匡济斯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开辟了救世济民的有利条件，开创道教“十方丛林”体制。元王鄂《大宗师典常真人道行碑》说：“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离于燕者，往往窜名名籍；公（李志常）委曲招延，饭于斋堂者日数千人，或厌其烦，公不恤也，其待之诚，类如此”。这一类觉世救人的史料尚多，元戈彀《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等均有类似的记载。

创立全真教
　　王重阳祖师创立全真教，而全真教的崛起，又是与丘处机的济世之奇功不可分的。当时人民信仰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奉圣州永昌观碑记》云：“……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多。“一敦纯朴素，有古遗民之遗风焉”。这就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况。清末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说，全真教是乱世中积极的宗教，而丘处机更是积极的人物。乾隆曾为北京白云观丘祖殿题联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真可谓至言之笔。长春真人之所以能为世人而立奇功，取得前哲后贤之佳誉，是他以“救世济民”思想为行动指南的结果。
　　丘处机在《长春祖师语录》中指出：“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海也。”全真道把成仙证真的根据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超出生死或长生成仙之道，唯在自心中体认真性。“按全真道的观点，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邪念遮蔽迷乱而不自觉，只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便可于一念间顿悟，乃至超出生死”。全真道的这种唯重修心见性以期超出生死的修炼路线，已十分接近佛教之道。修心见性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
　　丘处机在《北游语录》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卧皆是行道。如心定，有为也是，无为也是；心不定，处有为也不是，无为也不是。”也就是说，首先要心定，从而清除妄念，磨尽爱欲、除去旧习。故丘氏在《舍本逐末》诗中云：“一念无生即自由。”又如其《月中仙·山居》云：“天生耿介，爱一身孤僻，逍遥云壑。利名千种事，我心上、何曾挂着。”他的《无俗念·性通》上片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法轮初转，慧风生、陡觉清凉无极。皓色凝空嘉气会，豁荡尘烦胸臆。五贼奔亡，三尺逃循，表里无踪迹。神思安泰，湛然不动戈戟。”又如：“放四大，优游无所为。向碧岩古洞，完全性命，临风对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钟美酒，日月循环不老伊。”故况周颐曰：“丘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切之语。”其《无俗念·灵虚宫梨花词》最为后人所欣赏：“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葩堆雪。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溶溶月。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舒高洁。万化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材卓荦，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其次是外修功行。王喆去世后，七大弟子分至各地传教，但他们对王喆的宗教思想的理解各有不同，丘处机在继承王喆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龙门派内外双修的基本原则。与王喆的其他弟子相比，丘氏所开创的龙门派更注重吸收儒家思想，显示出儒家所具有的入世倾向。
　　著名学者钱穆曾论述丘处机之学与马钰之学的差异，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中认为：“丹阳（马钰）之学似多参佛理，独善之意为多。长春之学似多儒术，兼善之意尤切。而两人之学皆出重阳，盖重阳宗老子而兼通儒释，而丹阳、长春则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钱先生所论极是。丘处机在论述修心见性时，主张从积累功行开始。如前所述，全真道认为自心真性本来无欠无余，只因被妄念遮蔽迷乱而不能自觉。虽然制服妄念可以真接从炼心方面入手，炼尽妄念，仅存正念，久而久之正念亦除，达到于一念不生处体证真性，直到超出生死。但丘氏根据自己的修行体会，感到仅仅单纯地以心制念，难度很大，也应该在尘世中锤炼，同时在这种锤炼中积累功行，直到功行圆满，道心自成。
　　《北游语录》中转引丘处机的话说：“俺学者，下志把握心情，自内观其心至寂无所寂地面，前后百回，虽鬼神至灵不能窥测，忽一念横起，自不可遏，用尽智力，终无可奈何，此无它，只是少阙功行也。”所以，丘氏开创的龙门派一方面重视修心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内外结合实际上就是儒道结合，内道外儒，这也是王重阳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种体现。任继愈先生认为它已成为儒教的一个支派：“应当指出，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支派。”
　　丘氏的外修功行主要表现在为民做实事上，最著名的是他不顾年老体衰，万里西游，劝成吉思汗戒杀这一壮举。《磻溪集》收录了他在出发前写的《复寄燕京道友》，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其爱民之心溢于言表。实事上，他也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关心，如其《满庭芳·述怀》云：“逐疃巡村过处、儿童尽、呼饭相留。”《无漏子·乐道》亦云：“昏告宿，馁求食，坊村没阻颜。”
　　第三，积极进行斋醮活动。虽然金元全真道继承的是钟吕内丹派，以个人修炼成仙为其宗旨，但是也继承传统的修炼方法，进行斋醮炼度。另一方面，个人修炼的影响毕竟有限，为了全真道的发展，故从马钰开始，在传教的方式上逐渐兴起了斋醮之风，通过祷雨祈晴等活动，以便吸引更多的信徒。刘处玄、王处一的斋醮之事较为频繁，丘处机的斋醮活动就更多了。
　　全真道士所进行的内修心性、外修功行的修炼，是以极端的僧侣禁欲主义为基础的，是苦修。他们从开始起，就仿印度佛教初期之制，建立了出家制度，倡修苦行，不准有妻室，该制度是与其成仙证真的信仰和内丹修炼的要求相适的。全真道还吸取了爱染缘起之说，把传统道教的节欲思想发展到极端，宣称家庭、亲情的虚妄。他们把家庭看成“牢狱”、“火宅”，称父子夫妻亲情为“金枷玉锁”，宣扬人的七情六欲是成仙证真的大障，要人把七情六欲都消散。丘处机身体力行，“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簟瓢不置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陇州七年，如在磻溪时。”丘氏在磻溪六年，昼夜不眠，这是最使人惊叹之处。
　　丘处机倡导内丹心性说理论和三教合一思想，有别于传统道教多为“飞升炼丹之术，祭醮禳禁之科”，不重视文化修养的风习，力主文以载道、文道并重，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以便更好地宣传本门教义。他原先文化水平不高，自入道门以后即刻苦自学，不仅精通道教经典，而且对儒佛二家经典也多有研究。元代人陈时可说丘处机“于道经无所不读，儒书梵典亦历历上口，又喜属文赋诗，然未始起蒿，大率以提唱玄要为意，虽不雕镌而自然成文，有《溪》、《鸣道》二集问世”。除了上述两书外，丘处机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大丹直指》。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全真教内丹修炼法之奥秘，理论博大精深，被后人誉为“文简而理直，实修真之捷径，入道之梯楷”，是中国道教经典著作之一。

政治方面
　　丘处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领袖，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其济世安民的思想付诸实践，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丘处机虽长期从事宗教活动，但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论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须要在实践中给人们带来好处，而这种实践又必须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首先取得当时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睐，一月内两次在京召见，寻问其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桃以示褒奖，让他主持万春节醮事，而且下令在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之像以为纪念，为丘处机扩大全真教的影响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金兴定三年（1219），丘处机应邀赴中亚成吉思汗行营与其论道。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丘处机得以实现自己理想与才干的重大举措，意义极为深远。在此之前，丘处机看到金朝国势衰败，乃隐居于家乡栖霞传道授徒，并先后谢绝了金朝与南宋统治者欲请其辅政的邀请。然而他却毅然接受了成吉思汗之邀，不辞数万里艰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面见蒙古大汗，充分表现出这位道教领袖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洞察力。
　　一方面，他深明天下大势，看到了结束战乱使国家统一的重任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蒙元政权身上，为全真教日后的发展和实现自己的宿愿，必须要得到即将出现的新的封建王朝的支持。
　　另一方面，丘处机也从成吉思汗向其下达的诏书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成吉思汗的邀请书表面上请丘处机为己讲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大计。成吉思汗为治理国家求贤若渴的心境跃然纸上，其深情打动了丘处机，使他把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希望寄托在成吉思汗身上，所以能不顾72岁高龄，历尽艰辛，万里西行，开始又一次“外修真功”的重大实践。
　　在驻扎今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西征军行营内，丘处机与这位大汗朝夕相处数月，多次与之论道，具体内容见于耶律楚材所编的《玄庆风会录》一书中。从该书的记载看，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宣传“去暴止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元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人民所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丘处机针对成吉思汗希冀长生之心理，要他将追求“成仙”与行善结合起来，劝告成吉思汗，养生之道重在“内固精神，外修阴德”。内固精神就是不要四处征伐，外修阴德就是要去暴止杀。丘处机首先赞扬了成吉思汗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迎合了这位大汗的心理，然后劝其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成吉思汗后期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在山东为官的木华黎及其继任者对各地反抗大都采用招安措施，固然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但丘处机雪山论道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丘处机仍然不断劝告蒙元将帅，减少对人民的屠杀，“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马所至以师与之名，脱欲兵之祸者甚众”。后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二是宣传济世安民思想，为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救济贫困百姓、安定社会秩序做出了贡献。长期以来，丘处机盼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以便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金世宗统治时期，一度政治比较清明，因此，获得丘处机的拥戴和高度评价。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元军进入中原，与金战争不断，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目睹人民痛苦，生灵涂炭，丘处机写下了“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忍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等满怀悲愤的感人诗句。他把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机，并在西行途中，用诗句来表白自己的这一宿愿：“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他不顾年迈，跨戈壁，过草原，心中念的是“山东二百州”人民。这首诗正是表达了他不辞劳苦万里西行欲救民于水火的心情。
　　在成吉思汗大营，丘处机反复向其灌输爱民的道理。《元史·丘处机传》云：“（太祖）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及蒙古人要有行孝之心。他说：“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了治理好中原地区的重要性：“普天之下，所有国土不啻亿兆，奇珍异宝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经教，治国之术为之大备。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蛋，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历代有国家者，唯争此地耳。”他强调蒙元政权如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让百姓“获苏息之安”，减免中原地区百姓赋税，真正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
　　由于丘处机循循善诱的说教，对成吉思汗思想多有所触动，认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还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主张遍谕各地。
　　丘处机不仅宣传济世安民主张，而且也身体力行。在蒙古军控制的邪米思干城（今阿富汗境内），他就将从蒙古贵族那里得到的粮食救济饥民。史载：“自师之至斯城也，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设粥，活者甚众。”为蒙古统治者树立了榜样。他返回中原时，没有要成吉思汗馈赠的大批金银财宝，却接受了成吉思汗免除全真教徒赋税的“圣旨”。他利用成吉思汗授与“掌管天下道门大小事务，一听神仙处置，宫观差役尽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护卫”这种特权，在黄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罗棋布，凡百余区”。他利用宫观广发度牒，安抚了大批无以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从而免除了他们承担的苛捐杂税。
　　《元史·丘处机传》称：“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至今称道之。”此举在当时影响巨大，以致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教门下，文人、官吏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道教其他派别甚至佛教寺庙也挂起全真旗号。丘处机在北京建长春宫（今白云观），作为全真教大本营，又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

文化方面
　　丘处机不仅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和济世安民的抱负，而且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贡献。
　　丘处机诗词也有较高的文学造诣，从保留下来的近五百首诗和一百五十首词看，丘处机继承了唐诗宋词之长，不追求辞藻之华丽，自有朴实、流畅、明快之风格。他把写诗填词作为宣传道教理论、谈机锋、唱玄的一种方式，许多与文人学士唱和的诗词中都表现出共同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有部分诗词直接反映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悯物》、《因旱作》等诗将社会动乱、万民涂炭、百姓的痛苦生活和自己悲愤的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
　　丘处机对道教传统文化的汇集尤为重视，“尝视道经泯灭，宜为修复之事”，晚年组织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他委托其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支持下，历时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道藏》的重修印行，不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时也弘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丘处机西行面晤成吉思汗，也是元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缩影。丘处机西行途中遍及今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在所经过的城镇，宣讲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让当地人民了解中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在今蒙古西部科布多，他还让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驻于此，建立起全真教的栖霞观，在当地各民族中招徒授道，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仿效山东等地全真教组织法在当地建立了全真教组织。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除了宣传道教文化外，还利用成吉思汗赐予的粮食赈济灾民，颇得当地人民拥戴，从而扩大了丘处机和全真教在中亚人民中的影响。丘处机一行所到之处，受到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蒙古境内大石林牙（今吉尔吉斯伏龙芝）、塔什干、邪米思干等地，当地人民均献出美酒佳肴，甚至出现“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的盛大歌舞欢迎场面bt。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多处记载了丘处机一行受到中亚各国、各族人民欢迎的实况。可以认为，丘处机西行过程也是一次增进中国与中亚人民友谊，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
　　总观丘处机一生，他的三教合一的理论，他的济世救民的思想与实践，以及他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贡献，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同时代宗教界、思想界代表人物相比较，可以说无出其右者。

培养人才
　　他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学识渊博的接班人，如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弟子，均是名闻遐迩的高士。尹志平撰写的《北游录》等书，创造性地继承、发挥了丘处机三教合一思想，是元代全真教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李志常儒学功底也很深厚，元太宗窝阔台曾邀其为皇太子讲授《道德经》、《孝经》、《易》、《书》等。元宪宗蒙哥还向其请教治国保民之术。他根据亲身伴随丘处机西行的经历所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内容翔实，文笔生动，堪称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

医学方面
　　丘处机还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养生学家和医药学家。他坚持全真教“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宗旨，不仅做到了匡救时弊，而且时刻乐于助人。他认为养生学和医学知识是救人性命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他长期研习中国传统医学知识，充分汲取《内经》等理论，写出了《摄生消息论》这部养生学、医药学专著。在这部书中，他根据人身及其活动应与四时相适应的原则，从起居、饮食、精神、环境和防病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如在起居方面，主张人体气血运行盛衰及腑脏经络生理机能与四季昼夜之间发生阳消阴长、阴消阳长的生理变化相适应。春季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季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季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季要“早卧晚起，以待阳光”。起居要保持一定的规律。他还根据内脏病理变化与症状表现，分述了相肝脏病法、相心脏病法、相肺脏病法、相肾脏病法及其内脏病变的外在表现等，并提出了因时制宜，运用理、法、方、药进行辩证治疗的方法。如强调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以补之；当服升麻疏散之剂。心病欲濡，急食咸以濡之，用苦以补之，甘以泻之；宜服补肾汤药，壮肾阳，濡心阴，制心火。肺病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补之，苦以泻之；肺气燥，宜食芝麻以润其燥。肾病，宜食咸以补之，用苦以泻之，辛以润之；宜以温补肾阳、滋补肾阴，利湿化痰等等。
　　书中还把一年四季按五行、五味与脏腑相配，依照生克制化与阴阳消长原理，论述了每季摄生消息及注意事项。丘处机在书中提出的养生学和医药学知识，至今仍有其科学性极高的参考价值。

丘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道教词是同类中的上乘之作，前人对其评价甚高，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收入其词作的全部内容，顾嗣立编《元诗选》、陶湘补编《景宋金元明词》、周泳先编《唐宋金元词钩沉》、朱祖谋辑《瞗村丛书》亦收入其诗词。丘词收入《磻溪集》，该书主要是丘处机居磻溪、龙门修道时所作，后由其门人编辑结集，共六卷，《正统道藏》收入太平部。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收入其词作的全部内容，该书“据影印金本及道藏校补朱本”，又据相关书籍增补了十九首，这样一来，丘词被唐圭璋先生搜罗殆尽。

　　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蹯溪集》和《鸣道集》等。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蹯溪词》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辑于《疆村丛书》。丘处机西游经历，由其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

一言止杀
　　丘处机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当时，蒙古铁骑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打遍天下无对手，灭国无数，建立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当时，蒙古骑兵每攻占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轻者大肆劫掠、抓战俘和女人为奴隶，重者屠城，满城人口尽数屠杀。可是后来当成吉思汗的子孙灭宋之时却少有屠城，也使得中国多少年来的文化、建筑等等诸多方面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中间丘处机所起的作用的不可估量。成吉思汗西征印度之时，丘处机受成吉思汗邀请第一次去会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深感丘处机知识渊博，以长者之礼待之，丘处机于是以中原文化，诸如孔孟之道引导成吉思汗，才使成吉思汗放弃了攻进中原后大肆屠城掠夺的打算，并且让其子女学习中原文化，以礼御兵。
　　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说，减少了蒙古军进攻中原时的杀戮和破坏，使他在当时已得到大众的高度评价，亦使全真道成为当时最兴盛的宗教。后世不少评价，都盛赞丘处机拯救生灵的功德，甚至超越他在宗教上的贡献，例如全真道道士撰写的《金莲正宗记》便收录了一个故事，记载三个人在讨论丘处机的贡献，首两个人分别称许他的修炼精湛和弘道有功，而最后一人则批评两者“见其小不见其大”，赞扬丘处机的最大贡献是使“四百州半获安生”，幸免于难的百姓“不啻乎百千万亿”；又清高宗撰写一副对联，谓“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都表达了同类的看法，其中“一言止杀”四字成为简括丘处机贡献的常用词。

局限性
　　在肯定丘处机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他还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他的济世安民思想与实践活动，虽然对元统治者施行某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状况。他利用蒙元统治者赋予全真教的特权，虽一时拯救了许多无以为生的贫苦农民，但对元朝统治下的广大人民的帮助仍是杯水车薪，显得软弱无力。
　　从本质上说，丘处机仍是一位虔诚的宗教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宣传和推广其教派服务的。宗教在金元时期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不可能真正为劳苦大众服务。再者全真教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它的宗旨与活动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也就决定了丘处机在当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